全民基本收入只是邁向平等經濟的第一步

藝術工作者經常生活在零散工作經濟系統下,他們只有完成工作才可獲得收入,也因如此,解釋了為何大部分藝術工作者都是日薪工作,或許間中會得到額外獎賞而已;故此藝術工作者都是領導零工工人,要求本國政府提供全民基本收入保障,即類似每個月讓他們有可靠生活補助,讓他們在接受散工時也可減少生活憂慮。

在美國,前朝多個政府鑑於意識形態考量,拒絕推行類似全民基本收入的措施,更形容任何政府支持此措施,等同「社會主義者」。這也是為何多年來,美國是全球工業國家當中,唯一一個沒有向市民提供全民醫療保健計劃的國家,直至前總統奧巴馬執政才見轉機。

現任總統拜登不單擴展醫保計劃,他所提出的美國拯救方案(America Rescue Plan),更是首個美國政策,將養育未成年子女的減稅額,轉換為每月對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資助(即類似本國牛奶金)--受惠家庭每月每名未成年子女,最多可獲300元直接金錢補助。與之前的「那位」不同,現任總統也聚焦於在疫情期間援助普羅百姓多於企業。他遊說國會向有需要家庭,發放食物、醫療服務機會及1400元生活補助。

在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的6個月,拜登受歡迎程度更甚,民調顯示其支持度較當時上升近10%,由51%升至59%;雖然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其中一名參選人-華裔商人楊安澤(Andrew Yang)在總統初選中敗陣,但其有關設立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綱,卻深受民眾歡迎;在去年8月的公眾意見調查,顯示大部分美國市民支持全民基本收入。

但另一方面,美國一些有色人種社區對提倡全民基本收入運動,甚至對賠償奴隸制度有所保留。 他們要求應引入保護措施,阻止一切具破壞性的權衡狀況。 滾石雜誌的Jamil Smith 接受 Real Time 問時說:「我寧願有普及化服務,總好過在郵箱中見到一張百萬元支票。 」他的評論有道理,尤其美國醫保與就業息息相關,美國醫院收費平均每天超過2600元。

此外,根據美國智庫Pew研究中心於2012年的報告指出,由於古老住屋與規劃附例,使大部分美國城市仍停留在深層懸殊下,經濟分野(最富有至最貧窮)實際上正在增加。

位於城市的有色人種社區人士,被迫擠在質量差劣的學校、醫療服務與其他服務;在美國不安全食水是全國問題,雖然郊區最易身受其害,不過在市區如密歇根州、紐約市及Flint地區等,不潔食水導致嚴重健康問題。據美國水質聯盟表示,美國約4400萬人所飲用之食水,違反美國安全飲用水法例標準。

另一個提倡全民基本收入之動力,是大部分勞工工資,自1980年以來都停滯不前,美國參議員羅倫(Elizabeth Warren)與其同僚統計得出,在過去40年,賺錢最多的1%人士,因工業自動化與生產力提高,而獲得最可觀的收入升幅。自朗奴列根擔任總統起,全球化與反工會運動,將車間工人薪金壓到最低。

2018年經濟政策研究所報告指:「美國43個州份與哥倫比亞地區,由2009年至2015年期間,收入最高的1%人士,財富增長速度遠超底層99%人士。在9個州份當中,最高收

入的1%,佔據超過一半的整體收入增長。」2015年全國統計,最高收入的1%家庭,平均而言,較底層99%家庭收入,多出26.3倍。

該報告同時表示:「整體而言,2015年美國最高收入的1%人口,獲取全民整體收入的22.03%,此比例較1928年高峰23.9%,少1.9%而已(一年後的1929年股市大瀉)。」

研究社會不平等議題團體Inequality.org指出:「依據加州大學帕克萊分校經濟學家Emmanuel Saez的數據分析形容,收入差距在美國是非常明顯;美國收入最高的10%人士,他們的收入較底層90%,平均多出9倍。」

「美國社會當中收入最高的1%,他們的平均收入,竟多出底層90%人均收入,達到39倍;最高收入的0.1%人士,他們平均收入更多出底層90%人士,超過196倍。」

2020年美國智庫Pew研究中心一份報告闡釋:

「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情況愈趨嚴重,與多個因素有關,包括:科技轉變、全球化、工會沒落及最低工資價值遭侵蝕;不論原因如何,自1980年起社會上不平等狀況持續加劇,已引起社會大眾、研究者、決策者及政界人士之關注。」

加國會議局於2010年指出全球經濟不平等正在增加。在加國國內最富有的20%人士,他們佔全國整體收入,由36.5%升至39.1%。從分佈圖表顯示,最富有的收入群組,享有加國經濟的最大比例,即全國整體收入的39.2%。

加國專業特許會計師協會(CPAC)報告亦發現,在加國大城市的收入不平等情況尤其嚴重。在過去數十年,加國另類政策研究中心定時匯報,與種族與性別的長久持續不平等,沒有太大改變過。

美國總統拜登一直認為:「工會之存在創造中產階層。」大部分歷史學家都同意此說法;相反,經濟政策研究會總結現時狀況如下:

「美國不平等的基本事實是,在過去40年的大部分時期,廣為人知地除了高薪僱員之外,其餘工人的工資都停滯不前,較少人提及工會沒落是構成上述情況其中一個因素。在1979年至2019年之間,為集體談判權涵蓋的勞工人數,由27%下跌至只有11.6%,這表示得到工會覆蓋的勞工比例,還少於40年前的一半。」

「研究顯示過去一段時期的去工會化措施,導致大量不平等事例加劇,當中女性涉遭不平等對待約佔13至20%,男性則佔33至37%;若以該比例對照全年收入數據顯示,勞工者每年損失2000億元,這是在過去40年工會逐漸被侵蝕的結果--而勞工階層所損失的金錢,則被分配到富有階層的口袋內。」

理論上,若實行全民基本收入,將會是斬掉構成性別與種族不平等、財政與社會不公死結的寶劍;理論上,若有全民基本收入,女性將更容易獲得工資平等,而有色人種同伴,就有資源生活在安全及便利的社區。勞工能更勇於組織工會,原因是他們即使沒有工作,也因有全民基本收入而繼續生存。勞工家庭即使失去工作,也有能力購買其醫療保險或投入學習。

然而若「全民基本收入」措施處理不當,很可能會成為僱主手上的補貼工具,令致更多本來是全職僱員,被僱主轉為更多零散工人。富有收入家庭仍可以得到優質教育機會。保守團體仍嘗試限制他人避孕、墮胎與變更性別,但現時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卻沒有提出任何方法解決最迫切的氣候變化議案。

全民基本收入能賦予弱勢社區強而有力的槓桿效用,以實現真正與有意義的平等,容許弱勢社群追求安全感、藝術與政治激情,但單靠普遍基本收入並不足夠。我們要確保所有進步人士的建議的一籃子方案,如:安全、平等、可持續性、優質醫療保障與教育,都得以實踐與繼續前行。

閱讀英文原文:rabble.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