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組織者建立聯繫

(圖) 凱文-史敏(右)與安省勞工聯盟(OFL)司庫Ahmad Gaied參加爭取15元與公平運動集會。

參加工會人數創歷史新高,去年,由年輕一代工作場所領導者領導的工作場所組織工會運動激增。本已岌岌可危的經濟,並因Covid-19大流行而進一步惡化,原住民、黑人和有色人種工人努力組織工會,以確保工作場所內的正義。這些工人中有許多在一線工作,受雇於雜貨店、餐館和零售業等。 我以雜誌Our Times的名義訪問凱文-史敏(Kevin Shimmin) ,加拿大聯合食品與商業工人工會(UFCW) 全國代表,以瞭解工會如何隨著加拿大基本勞動力人口結構的變化而發展。

莎拉-沙希德(Sarah Shahid,下稱沙希德):我們注意到,年輕一代原住民、黑人和有色人種工人挺身而出,把握時機在他們的工作場所組織工會。根據你的經驗,你將這種現象如何分類?

凱文-史敏 (下稱史敏):我為UFCW推動組織工會已經有20 年, 幾乎肯定的是,一些我最喜歡的活動總是和年輕工人在一起。我認為對於千禧一代和Z一代來說,他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幾乎不可能找到安全、高薪、全職工作的工作環境。然後,就更不可能找到一份有工會的工作。同時,我認為年輕工人正在目睹和參與這些有廣泛基礎的社會運動,爭取氣候正義、黑人生命也是命和原住民運動。對於這一代人來說,很容易建立這種聯繫並問:為什麼我不能在工作場所為正義而戰呢?

沙希德:根據你的經驗,年輕工人在工會裡想尋找什麼?

史敏:首先,他們正在尋找表達意見的權利。有幾個問題,如工資不好,工作時間不夠,健康和安全違規,可能會導致人們想要組織起來。但是,特別對於年輕的工人來說,他們從根本上希望在工作場所和工會中擁有發言權。我認為,能夠得到正當理由(條款)的保護(集體協議涵蓋所有工人的條款,這意味著解僱必須有正當理由),並真正知道他們的工作受到保護,這對年輕工人很重要,因為它消除了向權力說真話的恐懼。

在Covi-19大流行期間,當工人拒絕不安全的工作時,這真的成了最關鍵問題。許多僱主繼續經營,但他們沒有制定任何適當的健康和安全規程,也沒有安排防護設備。所以,你突然讓這麼多年輕工人意識到他們的工作是完全不安全的。

例如,在密西沙加市Square One商場的書店Indigo,首先促使他們打電話給我們的問題是,因為他們請求不打掃顧客的洗手間。公司基本上轉過身來告訴他們,如果他們不遵守規定將被解僱,這迫使他們打電話給工會。

我認為,尤其是對年輕一代來說,發言有這種保護是至關重要的。對防止騷擾、歧視和暴力,特別需要大力保護,並將這種保護寫在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集體協議中。

沙希德:工會對組織工會運動提供了什麼樣的培訓、教育材料和其他支援?

史敏:由於大流行,我們幾乎完全電子化了。為了在禁閉期間保護工人,現在簽署工會卡是電子的,勞工局的投票是電子的,我們幾乎所有的會議也是如此。為了贏得選票,我們需要與工人會

面,通常是面對面的,在投票前,以確保他們能夠信任我們。並確保他們有足夠的勇氣投贊成票。然而,這也變得要在網上進行。

我們在大流行前使用的材料本來是大量的傳單和紙質材料,我們會在工作場所分發。但這一次,我們基本上必須使這些東西電子化,並使他們簡短扼要,減少所有不必要的語言,以便工人自己可以在社交媒體上分享。

對於年輕員工,使用社交媒體可能幾乎沒有反對者,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活躍在平臺上。他們能夠繼續直接參與組織活動,只要他們願意,而不會受到工作場所的報復。

沙希德:在與這些年輕員工溝通時,哪些溝通平臺和策略最為有效?

史敏:我們發現 Instagram 和 Twitter 非常適合工人以獲取廣泛的公眾支援。然後,我們做了一個非常有創意的在線集會,讓工人在他們的個人Facebook或YouTube廣播。我身為召集人和商店的實際員工溝通,我們使用 WhatsApp 群組和微軟團隊 (Microsoft Teams) 的虛擬會議。

沙希德:你覺得年輕工人的組織風格與年長工人有不同嗎?

史敏:年輕工人組織起來其實做得很漂亮。身為工會組織者,我們一直在努力推動事情快速發展。例如,理想情況下,簽(工會)卡活動不應該持續太久,因為人們開始危及自己的工作。以 Indigo 的年輕工人為例,一旦我們能夠使用電子代碼進行申請,工人們就接手並很快推動該運動。 他們主要是使用 Instagram 為該運動爭取大量支持。

沙希德:Square One Indigo的組織工會運動得到了從政者、名人活動家和作家的多次支援。是工人們想出這個策略,還是自發地提供支持,在社交媒體回應工人,放大他們的聲音?

史敏:這是非常自然發展出來的。工人們告訴我們,他們希望在Instagram放大這場運動。我們提供了一些人們的視頻推薦來支持他們。我們取得第一個支持者,那就是鄒至蕙 (Olivia Chow,前國會議員),但隨後工人們在放大這一點上負起責任,並得到了 Libby Davies、Naomi Klein、駔勉誠 (Jagmeet Singh,聯邦新民主黨黨魁)、作家 Zoe Whittall 以及 Matthew Green (新民主黨議員安省漢密爾頓中心] 等其他從政者的支持。 一旦我們邁出了第一步,他們就成主導了,基本上起飛了。

沙希德:這種新組織形式對你有什麼特別啓發,你如何看待它在未來的發展,以建設工人的能力,並帶來共同的社會變革? 史敏:Indigo運動可能是我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參加的最鼓舞人心的事情。真的,真的給了我希望。這些人是在一個完全不穩定的經濟中開始職業生涯的。他們不怕對權力說真話。他們積極參與其他爭取社會正義的鬥爭。

我發現年輕人正在積極主動融入不同的社會運動,所以他們沒有看到一些年長工人的分歧。我覺得年輕工人對權力和權威有健康的懷疑。

身為組織者,我認為我們試圖克服的最大因素是恐懼。無論你是想在工作場所組織工會,還是為氣候而戰,還是與種族主義和員警作鬥爭,最大的障礙就是害怕如果我直言不諱,我會發生什麼

事。我發現,這些新的社交媒體驅動策略是,你能夠體驗到全國各地或世界各地的人對你的活動直接支援。當你覺得所有這些人都支援你時, 你就不怕為你的權利大聲疾呼。

這一新一代的年輕工人,其中許多是種族化工人,是勞工運動的希望。作為一個工會,我們必須傾聽這些年輕工人的意見,以使我們改變,並更積極地回應和代表他們。

本文作者Sarah Nafisa Shahid 是多倫多自由作家,Spring Socialist Network成員

文章原載Our Times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