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程式能否替代工會?深度統籌組織戰勝數碼干預

試想想: 如果科技企業家們不單視工會為他們剝削工人的障礙,而視之為具潛力勞工新市場,那會怎麼樣?

在風險資本家的推手下,手機程式服務如Uber、Lyft、DoorDash及Instacart等,已快速成為都市運輸與外賣餐飲的主要「玩家」;這類程式服務利用無縫與易於使用的服務,顛覆原本的訂單模式。

事實上,手機程式服務公司的商業運作,與創新科技關係不大,卻與逃避相關監管及如何提高市場份額有關;雖然Uber每年虧蝕數以十億元,但其支持者深信此應用程式,遲早會成為運輸與送餐市場主導,令這些對其信心十足有耐性雄厚財力的投資者願續押注。

去年底提供零工經濟與就業市場之公司,斥資2億美元,支持美國加州將轄下司機與送餐員等零工,列作獨立承包商,抵銷零工工人權利;但同樣的司法覆核在英國沒有成功,英國最高法院裁定,程式送件與送餐司機們,應享有最低工資與法定假期工資等勞工保障。

然而今年3月Uber等程式應用公司,宣布會極力遊說加國各省府,實施如美國加州的法例,令致本國零工工人對其做法感憤怒且堅決反抗。

機會與威脅 根據英國貿易工會議會(Trades Union Congress)報告,勞工運動很可能「受到這類新興具破壞力的市場影響」;今年較早時,英國貿易工會議會進一步提及,具破壞力的創新技術改變工作實況,但工會對此轉變反應遲緩,上述警告不單對英國勞工,對加國及美國勞工界亦然。

如果工會不能向員工提供一個「超越工會僅是一種服務」的願景-即勞工只視工會為相當被動的保險而已-長此下去,現今或未來的工會成員,便容易被另一形式的替代方案所吸引。

工會其實可透過打破現今由上而下的「商業工會主義」,此種以服務為主導的模式,往往只限制於服務現有工會成員的薪酬與福利方面,工會成員很少有機會參與有意義的工會服務;工會職能愈來愈集中於組織內專業人士與一小撮民選領袖手中。

工會必須向成員們提供一個令他們信服的願景,如何為工會成員建立力量,例如:高參與度、由工人主導的勞工活動、為共同利益去談判,以及投資組織一些未被組織起來的勞工們,這必須發展具效益數碼策略。

以數碼化為先的組織體驗

「工會世界」當中的數碼化顛覆思維,並不單單是試驗性想法;近期專門為勞工運動提供軟件服務產品的參與者,提議應淘汰「代理人」做法。

對勞工議題滿有熱誠的美國麻省理工畢業生韋特(James White)認為,現今的工會工作及活動等,均需更數碼化及活用資訊科技;雖然開發與工會有關的手機程式仍在極初步階段,但韋特告知雜誌《Our Times》,他們現正在一些員工人數少於200人的公司,測試名為「Unit」的勞工軟件系統,如統籌與協助員工簽電子工會會員卡。透過這些實用測試,可重新校定此軟件系統可行性。

過往公司員工要組織工會,往往受到反工會的雇主企業與政客所左右,令員工成立受法例確認的工會時困難重重,員工們於投票應否成立工會過程中,也不時遭到反對工會的雇主企業打壓,例如:舉辦強制員工出席的反工會會議、透過威嚇與不法行徑脅迫員工,這些雇主更會對員工投票成立工會議決提出法律挑戰。

雖然運作順暢且以數碼為先的程式系統,可令成立工會認證工作更容易,但也因這樣使勞工們對隨之而來、無可避免的勞資爭執疏於準備;如果勞工們靠網絡群組聊天與簽署電子工會會員卡,勞工們易於缺乏集體談判的實戰能力,這種能力是讓勞工們改變職場與勝出這類戰鬥的落腳點。

談判幾乎不可能會「彼此真誠」地解決問題,原因是大部分雇主無意聽從員工指示去做;這是為何不單要成立工會,而是透過這些為勞工建立力量,確保將來有強壯的議價能力。

開發工會軟件程式的韋特表示,逐漸見到勞工們使用成立工會之軟件程式,但與此同時也需要實體組織者與員工們接觸,雙管齊下方式使成立工會及後續工作更良好。

出乎意料地任職藍領工作的勞工們,較從事資訊科技等專業人士,對成立工會軟件程式更感興趣,根據勞工們給予的意見,韋特會為該軟件程式加入更多功能,如容許員工們成立民調投票與論壇。

數碼突襲?

不過將組織工會數碼化的缺點,是不少透過程式組成的工會其實屬「偽工會」,他們大多數由右翼組織發起,如闡明工會領導層對勞工狀況缺乏反應與問責,這些「偽工會」招攬會員時,強調其會費較低,極少參與政治及獨立於廣泛的工會團體。 例如:近期新組成、多倫多醫院醫療工會National Organized Workers Union (NOWU) ,由前SEIU工會成員創立,標榜「低工會費」,會員有更大程度的「控制與選擇權」及因其獨立性而不會浪費成員費用等。

工會應用程式Unit強調,透過該程式成立的工會,會費比率為0.8%,遠低於平均水平,原因是這不屬於大型工會組織所管理,故毋須撥出任何資源予政治活動。

「Unit of Work」應用程式所成立的工會組織,成員可隨時投票增加會費,以應付會內核心服務與活動需要;該程式創立及倡議人韋特強調,參與的成員工人可隨時離開這由應用程式組成的工會,改為參與傳統模式工會。

應用程式Unit雖已移離削弱傳統工會力量的信息,但一些企業仍利用此應用程式攻擊傳統工會,如零工商業公司就擅於通過一種名為「喚醒」的市場策略,掩飾其侵蝕勞工標準之目的,這種市場策略以婦女及少數族裔工人為目標。

迎合不斷上升的期望

在加拿大,亞省省長康尼正企圖複製此一模式,欲區分工人在工作場所內外的言論,目的是減低勞工階層人士改善生活的影響力;工會運動取得成功,往往是成員集體支持所致,工會成員除關注職場問題外,更廣泛地是對社會議題之關注,如:#MeToo、Black Lives Matter及Idle No More運動。「最低工資15元與公平運動」更將工會成員與非工會成員連結一起;康尼欲限制這類維權活動,正正顯示出其凝聚力。

工會有必要容許成員具選擇的彈性,這類工會應用程式需協助現有工會發展符合不同成員要求的新模式。

工會代表加倍而非科技?

透過協商設計過程後,工會內部對談由「我們如何解決目前狀況」轉換為「我們如何藉加強職場工會代表改善工會成員數據」這種更以人為本的方略,使工會成員與其幹事之間,建立具潛質的接觸點。

獲邀從事工會應用程式產品開發的摩根(Eth Morgan)及基德菲特(John Chadfield )表示:「工會代表早已知悉在其職場內發生何事,誰是新入職員工,誰將很快離職。用最簡單直接方法,將工會成員與敬業樂業的工會服務團隊聯繫起來,配以現今網絡技術將他們聯結,而非用以取代人的網路領域。」他們同時指出,工會代表可以利用新科技的數據分析,實現增加成員參與度的目標。

他們形容有些工會以集中會員資源中心,作為主要聯絡點,然而將工會本身的文化認知去掉,只會對成員們更不利。工作吃力不討好的工會幹事,往往是本地工會的心臟與靈魂。摩根與基德菲特建議他們之合作伙伴,應先測試最簡單的解決方案,分擔繁忙的工會幹事們的事務。然而這種解決方案,必須與工會核心價值一致,切勿將之政治化,必須以工人利益為先。

摩根補充說:「工會並非一盤生意,也不該以生意邏輯營運工會。生意是以統一標準與自動化運作,如果客戶想要同一產品,大批生產便可,也可以使用自動付款處以節省員工成本。」他指出工會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是不能以統一準則處理。

即使科技工業事事以利潤為先,但他們認為應用程式技術,可令工會工作更具效率,尤其是利用科技從事行政工作,但與工會成員接觸依舊使用紙筆紀錄的人與人接觸;摩根與基德菲特深信工會需在透過網絡接觸工人方面下更多工夫,以便在籌組工會活動時更善用數碼策略。

如果工會努力地去應用數碼科技,效果是可以爆發力驚人。例如在2018年約克大學教育工作人員罷工期間,「第8條糾察線」發揮了重要作用,當時大學有7度由成員身體力行組成的糾察線,第8條糾察線意指利用數碼科技設立的糾察線,第8糾察線讓更多不能親到現場打氣的工會成員,如傷健成員等,可以透過數碼技術參與罷工。

這些透過數碼科技參與約大罷工的成員們,在約大罷工取得勝利的道路上發揮極大作用,他們主導了工會的社交媒體活動;當約大校方欲強行推確認合約投票,以結束員工罷工時,第8糾察線的成員透過電話攻勢,向數以千計成員致電,與成員們直接對話與遊說,令校方不能得逞。

勞工運動的網絡歡迎墊 Coworker.org是由前工會成員建立的網站,該網站表面上看來似是一個網上簽名運動網站,實際上他是支援沒有工會幫助的工人,成立網絡平台加強他們集體利益聲音。受雇於Uber、Starbucks及超市連鎖店Publix的員工,透過使用Coworker爭取員工利益,如成功推翻Starbucks政策不准員工紋身與染髮的無理規定、迫使Publix取消禁止員工留鬍子,以及成功令Uber增加應用程式內貼士選項。

經過相關的網上簽名運動,支持者繼續關注網站提出之勞工議題,方便了職場工運統籌者未來的勞工維權活動。此開啟了新機遇:工會領袖可運用網站向成員進行民調,就職場安全與員工士氣等方面,反駁資方謬誤。 Coworker.org共同創辦人米娜(Michelle Miller)期望這類新網絡能埋下種子,協助工會做深耕細作的組織工作。她於今春的一次視像會議內稱,該網站理念並不是宣傳數碼科技有超然功效,而是視此為另一種途徑與平台,令工會組織工作變得更順暢及普及。

她說:「利用網絡可在創造大型工會運動變得更方便,在現時的經濟環境的轉變,傳統及貼地的組織工作固然重要,網上組織亦愈見有影響力。」

她補充說:「當然使用社交平台必須小心謹慎,必須要為有色人種與婦女工人,維繫一個安全空間,讓他們無顧慮地組織維權活動。」她續說:「基本上如果我們將網上空間,視為給予人們提出訴求,以及協助組織的空間,它就是一種能建立具活力勞工運動的工具,也使更多人能參與,使工運取得成功。」

疫情期間與後續的組織性

新冠肺炎肆虐,網上組織活動漸變重要;自去年3月起有超過250個新勞工活運,主要聚焦於與疫情下的職場問題,超過30萬名參與者是透過Coworker參與相關勞工活動。

安省荷頓區學前兒童教育工會統籌者Aminah Sheikh提到,疫情下工作環境岌岌可危的學前兒童教育從業員,想表達他們在工作場所的憂慮,卻因疫情而不知怎做。當工會組織者透過視像會議測試會員水溫後,發現會員參與度空前成功,她確信成員支持正不斷增加。

勞工們疫下雖要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身體距離,但卻可透過網絡建立深厚關係,工會更重視打電話予每名成員,向尚未作出決定的成員進行遊說,或透過網上大型會議增加團結感。荷頓區學前教育工作者工會早前透過網上投票方式,獲得99%成員支持,即127票中有126票支持,將上述工會併入安省小學教師工會內。

Aminah Sheikh正籌組的工會事務與Brantford區學前教育工作者有關,此工作較荷頓區的工會更艱巨,因這是她首次僅通過網絡與數碼登記會員卡成員遊說的活動。雖然Brantford區學前教育工作者工會,規模是荷頓區學前教育人員工會的三分之一,但她卻指現在與會員透過網絡建立關係上非常困難,尤其在疫情爆發後的3個月,原因是不少員工已尋找其他工作應付日常生活開銷。

雖然Brantford區學前教育工作者工會以大比數勝出投票,但Sheikh坦言根據她的經驗,要透過數碼科技組織投票,必須要工會與成員均在網絡有緊密互動。她提到:「投票當天我們仍需致電會員們記得投票,這只有24小時讓我們盡力拉票,然而會員們非常繁忙,或未必能頻繁地檢視電郵;有些會員則對科技不太了解;有些成員難以登上互聯網或沒有藉得依靠的網絡。」她舉例說曾接到一名會員求助,指他的工作用電郵遭暫停使用,工會得悉後協助其恢復此電郵可使用。

她續說:「我不認為一個應用程式可以代替現時的工會工作,始終我們都是人類,會員們仍傾向由人一對一地向他們解釋疑慮。」

具效率的網絡統籌工作,旨在深化與擴闊工會內外聯繫,更重要的是擴大集體行動能力,其重點並非要將工會形象現代化,或者購買價格高昂軟件,令工會營運變得商業化;不論如何演譯,將工會商業化對工運來說肯定是死路一條,但工會不能過於保守封閉,以「自我保護」心態應付新一輪的緊縮措施。

在現時的競爭中,工會或許會赫然發現,其他人竟可透過科技,更快、更好及更相宜地,做到工會一直做的工作。

正如科技人員摩根及基德菲特說法:「科技可用於增強人際網絡,而不是取代人際網絡。由工人主導的組織,才是最大的力量泉源,也可作為區分工會運作模式,與企業由上而下模式間的不同。」故此如果工會想創新,就必須在特有的民主與平等文化基礎上再接再厲。

閱讀英文原文: Could An App Replace Your Union? – Our Times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