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服員的勝利證明罷工權很重要

當政府讓開時，集體談判就會奏效——當加拿大航空的空服員在他們獲得自由談判時就達成了協議，證明了這一點。

10,000 名空乘人員的罷工於 8 月 19 日結束，他們的工會加拿大公共雇員工會（CUPE）和航空公司之間達成了臨時協議。

這是在隸屬聯邦政府的加拿大勞資關係委員(Canadian Industrial Relations Board, CIRB)會試圖通過命令員工重返工作崗位來迫使罷工結束之後發生的。如果 CIRB 認為勞資糾紛威脅公共安全或經濟，它可以暫停或限制罷工。在這種情況下，它試圖利用這種權力來撤銷罷工——工人強烈反對此舉。

由於加拿大航空受聯邦監管，因此勞資糾紛適用於聯邦勞工法，而不是省級勞工法。這賦予渥太華更廣泛的權力來干預爭端，包括通過重返工作崗位的立法或具有約束力的仲裁。

這種法律背景有助於解釋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政府的干預嘗試失敗了。但當它退後一步，讓雙方自由談判時，幾個小時內就達成了協議。

這是一個迅速而公平的結果——如果不是迫在眉睫的政府干預威脅，這個結果可能會更早發生。

雇主已經掌握了大部分權力。他們決定何時投資、在哪裡擴張以及雇用或解雇誰。他們經常受益於機構信譽和公眾同情。工人唯一有意義的權力是集體談判的能力，並在必要時罷工。

加拿大航空的空服員——其中 70% 以上是女性——十多年來一直無法談判出一份合適的合同。工資落後於通貨膨脹，儘管他們預計將生活在該國一些最昂貴的城市。許多人的資歷不到五年，工資接近貧困。他們還在飛行前後從事無薪地面工作。

他們的沮喪轉化為行動。他們爭取更好的工資，以及他們工作的所有時間獲得補償。他們團結一致。超過 90% 的工會成員投票。其中，99.7% 的人支持罷工。公眾也支持他們。

然而，加拿大航空似乎指望政府進行干預——預計渥太華會強制仲裁並拒絕工人對自己的合同進行投票。

這破壞了自由集體談判的憲法權利，並加劇了工人日益增長的挫敗感，因為企業利潤飆升而工資停滯不前。去年，加拿大航空的首席執行長賺了一千兩百萬元，而一些員工卻難以維持生計。

這種不平衡說明了為什麼集體談判權很重要。該制度旨在平衡權力——確保工人能夠公平談判，而雇主則繼續在合同之間運作。這種結構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加拿大的勞工和平。

但當政府干預這一過程時，便會引發混亂。在此案例中，這導致了數十萬名乘客的延誤、收入損失及聲譽受損，而雙方最終達成的協定本可在干擾威脅不存在的情況下更早達成。

結果開創了一個重要的先例。如果主要雇主期望渥太華在每次工會採取工作行動時進行干預，那麼罷工權就變得毫無意義。這削弱了全國工人的議價能力——而不僅僅是航空業。

CUPE 空服員及其工會捍衛自己的權利值得讚揚。他們這樣做，獲得了整個勞工運動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