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會帶來我們需要的新工運嗎？
可以肯定地說，2023年振興勞工運動的希望是令人嚮往的。
假期結束了，2022 年結束了，新的一年到來了。2023年重新開始勞工運動的前景如何？
首先，讓我們花點時間回顧一下去年的一些亮點。雖然勞工在談判桌上、通過立法和街頭上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不幸的是，大部分鬥爭都是旨在對抗政府的壓制和抵禦雇主的攻擊。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成就值得慶祝。
毫無疑問，2022 年勞工最令人難忘的勝利是 CUPE 安省教育工作者對第 28 號法案的抗議，即所謂的「讓學生留在課堂上法案」。面對安省省長道格·福特（Doug Ford）史無前例地使用「但書條款」，維護集體談判權的鬥爭，集合了大部分全國工人運動。在這次非常罕見的團結與合作中，工會領導人承諾採取協調行動反對政府的嚴厲立法。作為回應，福特沮喪地看著。
同樣在安省，法院最終推翻了安省的第124號法案，結束了三年違憲的工資壓制。這一勝利是在公共部門工會，尤其是安省護士協會反對工資限制的英勇鬥爭之後取得的。可以說，更多地使用直接組織成員和更自信的策略，可被用來建立工人和公眾的反對意見來挑戰124號法案，而不是主要依靠法律策略。儘管如此，看到該法案被否決是受歡迎的和鼓舞人心的。不幸的是，現在福特政府已經對高等法院的裁決提出上訴，鬥爭仍在繼續。
在立法領域，聯邦私營部門工人的新帶薪病假終於在上個月生效，而卑詩省的工人在 2022 年1 月已贏得了類似的改革。聯邦商品及服務稅退稅暫時翻倍，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急需的援助，而幾個省份的最低工資增長提高了非工會工人的最低標準。此外，一項在公司破產時保護工人養老金的新法案在眾議院通過，現在將提交參議院。
在談判桌上和糾察線上，結果好壞參半。有時，階級鬥爭似乎正在捲土重來，主流媒體的評論員也注意到了這一點。雜貨倉儲，物流和清潔服務的罷工設法迫使迫切需要加薪的工人的工資大幅提高。然而，隨著通貨膨脹的肆虐，新的集體談判協定中的工資結果，雖然高於前幾年的平均水準，但仍繼續大大落後於通貨膨脹。
麥克馬斯特（McMaster）大學和達爾豪斯（Dalhousie）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的罷工看到兼職教師和研究生工作者繼續反擊高等教育資金不足和對不穩定勞動力的日益依賴。今年早些時候，Chapters-Indigo的組織工會活動代表了加拿大對美國零售組織浪潮的意外變化。
然而，加拿大的工會覆蓋率繼續呈下降趨勢。儘管對工會的支持明顯增加，但迄今為止，工會成員的工人比例沒有明顯增加。2023年會不會是重新燃起工會化興趣最終成為工會密度增長的一年？
誠然，有關新工會認證的數據比實地投票落後幾個月。對準確數據的等待，加上各省勞工局數據收集和報告的充足性各不相同，使得很難即時掌握不斷變化的勞工動態。然而，在整個 2021 年和 2022 年，有軼事證據表明，一些工會正在經歷工人興趣的顯著增長，少數工會，例如卑詩省和育空地區的北美勞工國際工會，報告說會員人數大幅增加。這其中一部分無疑是卑詩省新民主黨政府在受到該省勞工運動持續壓力後通過工會卡檢查的結果。
自大流行以來，青年工人和那些通常沒有工會代表的行業（例如食品服務和零售業）的工會組織運動明顯增加了。這種增長的一部分可能是獨立新聞網站The Tyee的紮克·維塞拉 （Zak Vescera）所說的「星巴克效應」的結果，即去年在美國高調組織約250家星巴克門店的溢出效應。
與此同時，對 2022 年的冷靜評估迫使我們必須應對在加拿大版的單一工作場所談判的「瓦格納模式」（ Wagner Model ）下組織的局限性。要使2023年成為勞工運動開始扭轉密度下降的一年，需要已建立的工會做出更大的財政和政治承諾。
然而，這是有希望的。因為，一些工會的新領導層已經顯示出成員之間重新組織起來的跡象，並且更願意展示勞工的力量。加拿大最大的私營部門工會Unifor的新任主席拉娜·佩恩（Lana Payne）的語氣明顯比她醜聞纏身的前任更加激進。而安省公共雇員工會（OPSEU）的 JP 霍尼克 （JP Hornick）代表了向更進步和成員驅動的工會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OPSEU領導層在去年11月初為期兩天的抗議活動中，要求他們的教育工作成員罷工聲援安省的CUPE。由於公共和私營部門的許多集體協定將於2023年到期，如果在談判之前完成必要的組織工作，幾個工會可能會受益。
當然，2022年也是所謂「勞動力短缺」的一年。相對緊張的勞動力市場本應為工人和工會提供更多的喘息空間來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儘管名義上工資增長速度確實快於過去十年左右的年平均水準，但通貨膨脹對工人的實際購買力造成了相當大的影響。低失業率和高職位空缺本身根本不足以消除有組織勞工的結構性弱點——這種弱點已經醞釀了幾十年。
隨著加拿大央行和各省政府全面放棄「重建得更好」的脆弱承諾，並在增長和工資上漲的同時運行火熱的經濟，工人獲利的短暫時機似乎正在迅速消逝。
當然，商業階層和他們的組織也在努力工作，試圖利用「勞動力短缺」 作為推翻工人保護的機會——從削弱勞工標準和集體談判權，到推動更多的年輕人和老年人進入勞動力市場。例如，美國全國獨立企業聯合會和當地商業協會一直在遊說削弱幾個州的童工法。警惕加拿大的雇主希望增加允許青少年工作的小時數，從而使低工資雇主更加依賴工人階級青年。
政府似乎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關於勞動力短缺的商界敘述。雖然聯邦和省政府可能不會為企業提供他們希望的所有監管優惠，但他們對增加移民的承諾，特別是在涉及低工資工人時，可能會成為相當大的工資抑制因素。
幾個月來，各行各業的雇主一直在呼籲更多地從國外獲得廉價勞動力，聯邦自由黨的回應是放寬臨時外國工人計劃的規定，並承諾大幅增加抵達加拿大的新移民人數。政府沒有讓勞動力市場緊張對工人有利，而是選擇利用移民來釋放雇主的一些壓力。
不幸的是，勞工和左翼無法利用對勞動工短缺的擔憂來為工人謀取利益。相反，屈服於雇主壓力的政府似乎可能會破壞勞動力市場緊張帶來的積極經濟影響。當老闆不能依賴現成的廉價勞動力供應時，他們就會被激勵投資於新技術並提高勞動力生產率。這往往是一種漸進的動態，特別是在長期因投資疲軟、生產力停滯不前和工資低而臭名昭著的部門。生產率更高的企業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資。
此外，勞動力市場的緊張可以以更微妙的方式改變老闆的盤算，例如，即使在需求放緩時也不鼓勵裁員，並鼓勵雇主將更多資源用於培訓和留住員工。正如經濟學家J.W.梅森（J. W. Mason）所指出的那樣，「一個不能指望快速雇用具有任何所需技能的工人的企業，必須更多地關注發展和留住它擁有的工人。」儘管加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勞動力市場，但失業率仍然很低。因此，當涉及到所謂的勞動力短缺時，工會改變劇本還為時不晚。
通常，工會組織的成功周期遵循經濟增長和擴張時期。當工人感到財務更加穩定和自信時，他們更有可能團結起來採取集體行動。因此，我們沒有看到工會化在大流行後的擴張中有任何明顯的上升，這令人擔憂，尤其是在 2023 年經濟衰退迫在眉睫的情況下。但是，使工會更新成為現實的機會絕不會過去。
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可以肯定地說，2023年振興勞工運動的希望是令人嚮往的，這不一定是一件壞事。這只是意味著有很多工作要做。讓我們把這個勞動年定為一年。
作者：
Adam King is a union researcher. He earned his PhD in Sociology from York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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