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工作場所每年死亡人數仍然很高

加拿大工作場所死亡事故持續不斷,USW 領導人呼籲「傾聽工人心聲」。

workplace death

儘管數十年不斷推行新法規和安全知識,加拿大工作場所每年仍有數百人死亡。

根據里賈納大學(University of Regina)的《2025年加拿大工傷死亡率報告》,2023年有1,056名工人死於與工作相關的原因,而且這個數字並沒有下降。

該報告還指出,曼尼托巴省的五年損失工時工傷率仍然是大省中最高的,並且多個司法管轄區的職業病死亡率正在上升。

這一現實促使工會和安全倡導者呼籲採取更積極的調查措施,優先考慮安全和問責制。

刑事疏忽與工作場所死亡人數的執法缺口

聯合鋼鐵工工會 (USW) 追蹤了《韋斯特雷法》(Westray Law)的使用情況,該法於 2004 年修訂了《刑法》,允許在工作場所死亡案中對雇主 提出刑事過失指控。

然而,正如 USW 健康、安全和環境代表安迪·拉杜塞爾(Andy LaDouceur )所解釋的那樣,職業健康與安全局對工作場所死亡的調查往往無法追究雇主的責任。

「缺少的是對刑事過失的調查。 當發生工作場所死亡事件時,警察總是會出現,他們基本上是在尋找犯規行為。 刑事過失將處於不同的水平,」拉杜塞爾說。

「犯規行為通常更明顯一些…… 而刑事過失是研究他們沒有做的事情,這可能導致或阻止這起工作場所死亡或重傷的發生?」

拉杜塞爾解釋說,調查這些案件需要深入了解安全記錄、政策和工作場所文化,以及對多名員工的訪談。 雖然警察出現在工作場所死亡現場,但他們的重點通常是明確的犯罪行為,而不是構成刑事過失的更微妙的職責失職:「這需要資源。」

「(警察)的工作很困難。 在不增加更多資源的情況下增加更多工作,我認為這是最大的缺口之一。」

工作場所死亡:為什麼刑事指控很少成立

自《韋斯特雷修正案》實施以來,發生逾20萬宗嚴重工傷及死亡事故,依據該法提出的指控僅有27宗,其中成功起訴者僅12宗。

法律與其執行之間的脫節因起訴的法律和程序障礙而變得更加複雜。

「刑法中沒有任何條款規定它不適用於工作場所。 只是從歷史上看,它並沒有真正得到應用,」拉杜塞爾並補充說,缺乏專門的資源意味著,在原因不明的情況下,家庭和工人在工作場所死亡的案件中將失去正義或了結。

「所需的實際資源,專門的調查員或類似的東西,專門的檢察官,它們都不存在。 我知道一些省份已經為專門的檢察官投入了資源,但它仍然沒有給我們足夠的調查、指控或定罪。」

證據、協調和人力資源角色

從監管調查轉向刑事指控的過程充滿挑戰,特別是在證據處理方面。 根據里賈納大學的報告,工作場所死亡調查的複雜性往往會導致錯失問責機會。

為此,USW 呼籲參與調查的各方之間進行更多協調。 例如,拉杜塞爾解釋說,如果 OHS 調查員在死亡現場發現證據,他們將其移交給警方的方式可能會損害或忽視該證據。

「這就是需要進行跨司法管轄區培訓和互動的地方。 這樣,如果健康和安全檢查員發現證據,他們就知道如何處理這些證據,」他說。

「我們希望監管機構、警方和檢察官之間進行協調,這樣當該證據可能導致指控時,就不會對這些證據採取任何措施。」

害怕報復和傾聽的重要性

里賈納大學的報告和 USW 都強調了報告不足的問題,這通常是由於擔心遭到報復而造成的。

拉杜塞爾說,對於新工人和未加入工會的工人來說尤其如此,他們可能沒有完全意識到自己的權利,或者可能缺乏挑戰不安全條件所需的支持。

「該法案中有一節關於健康和安全立法中沒有報復。 但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樣,雇主仍然可以解僱某人,並讓他們經歷挑戰並復職的過程,」他指出。

「如果你在一個沒有工會的工作場所,那有什麼機制? 至少如果你在一個有工會的工作場所,你提出安全問題並被解僱…… 你可以申訴。」

里賈納大學的報告發現,到 2023 年,與前三年的平均受傷率相比,每個司法管轄區的傷害率都較低,其中艾伯塔省、魁北克省以及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省的降幅最大。

然而,總體死亡人數仍然很高。

盡職調查和從過去學習

盡職調查是研究和工會觀點中反覆出現的主題。 里賈納大學的報告強調了徹底檢查、定期審查安全建議和主動識別危險的重要性。

對拉杜塞爾來說,盡職調查也意味著雇主與前線員工本身積極溝通。

「我希望看到雇主傾聽工人關於工作健康和安全的意見,因為他們是處於危險之中的人,」他強調。

他同時強調,過往那些「險些發生事故」的事件實為寶貴的學習機會,卻往往被雇主們忽略。

「沒有人認為這有什麼大不了的。 幾十年後,同樣的事情發生了,有人失去了生命,因為沒有吸取教訓,措施沒有完全實施,」他說。

「很多時候,解決危險並不昂貴。」

USW 在2025 年媒體新聞稿中強調的「停止殺戮」運動,倡導強制性培訓、專用資源和公眾意識推動,使工作場所死亡與酒後駕駛一樣在社會上不被接受。

「我們的目標與其說是看到雇主入獄,不如說是看到健康和安全的改善,減少死亡人數,」拉杜塞爾說。

「但如果沒有威懾力,我們不知道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沒有問責制,你如何改變制度? 我們確實宣揚個人責任。 但歸根結底,對工作場所擁有最大控制權的人是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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