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盜竊危機：安省工人被拖欠近兩億工資
工人行動中心的一份報告揭示了十年來的評估總數，政府未能追回數千萬元。
阿爾貝托·奧赫達 （Alberto Ojeda） 仍在等待多倫多雇主欠他的 31,000 多元——安省勞工廳三年多前下令支付的工資。 儘管該部門作出了明確的裁決，並由一名就業標準官員進行了詳細調查，但《星報》看到，該省尚未收回一分錢。
奧赫達的故事是眾多故事之一，這些故事表明工資盜竊（當雇主未能向工人支付合法欠款時）在安大略省變得普遍和系統性，而執法不力，對責任人幾乎沒有後果。
根據倡導工人權利的組織工人行動中心（Workers’ Action Centre）的一份新報告，在過去十年中，近兩億元的工資被拖欠，這些工資已被正式評估為欠工人的。該組織基於資訊自由取得數據。
當雇主未能遵守勞工廳在 30 天內付款的命令時，案件將提交給安大略省財政廳處理。 根據政府數據顯示，2013至2023年間，財政廳僅能追回送交催收的1.024億元欠款中不到四分之一，導致勞工仍被拖欠7,990萬元被侵吞的工資。
在《星報》看到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財政部告訴奧赫達，儘管登記了留置權，簽發了扣押和拍賣令，並對他的前雇主追究了六項銀行扣押，但試圖獲得付款的嘗試沒有成功，並且「不能 100% 保證所有錢都會被收回」。
由於工人在向勞工廳提出投訴時面臨重大障礙，而且近年來對違規者的主動檢查和處罰急劇下降，勞工專家和就業律師表示，這一金額只是工資盜竊索賠的九牛一毛。
「這是一場顯而易見的巨大危機，」幫助撰寫該報告的工人行動中心的專職律師埃拉·貝達德 （Ella Bedard） 說。 「報告中的數字令人震驚。」
奧赫達的案件啟動了《星報》系列報道，探討安省的執法系統如何允許工資盜竊猖獗——從消失在空殼公司後面的雇主到逃避問責的特許經營商——讓工人，從難民到公民，為他們可能永遠不會看到的錢而戰。
這位 29 歲的年輕人於 2020 年來到加拿大，希望接受教育並賺錢以幫助支付母親在墨西哥的癌症治療費用。 在祖國學習機電工程，他通過 Kijiji 找到了一份工作，擔任 CNC 機床程序員，生產櫥櫃和木製品。 他受雇於一個名叫馬辛·科祖克(Marcin Kozuck)的人，他說他經常每周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10 小時，沒有休息。
奧赫達說，他的雇主口頭同意向他支付每小時 20 元，但付款開始延遲到賬，他的老闆將責任歸咎於客戶付款問題和延遲存款。 他說他一次幾周都拿不到工資。
隨著情況惡化，奧赫達開始懇求雇主支付部分薪金，以支付食物和房租。
「這真的很令人震驚——你聽到生活在墨西哥，在一個像…… 加拿大，那裡沒有腐敗，」奧赫達說。「但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就像一場噩夢。」
安省的工資討回缺陷
奧赫達的案件凸顯了安省工資討回制度的局限性，倡導者表示，隨著過去十年罰款、工作場所檢查和執法的減少，該制度難以跟上現代就業實踐的步伐。
「當被發現的可能性很低並且對違規行為的處罰很小時，盜竊工資的動機就很高，」工人行動中心的報告稱。
根據政府數據，近年來雇主起訴量直線下降。
2024 年，勞工廳僅啟動了 12 起第三部分起訴——一種最有可能阻止雇主違反就業標準的處罰，因為它可能導致巨額罰款甚至監禁——比 2017 年下降了 85%，儘管普遍不遵守付款命令。
與此同時，主動執法也有所下降。
道格·福特省長於 2018 年上任時，勞工廳指示工作人員不要發起任何新的主動檢查，旨在防止工資盜竊和其他違反就業標準的行為。
就業標準檢查涉及基本的工作場所問題，例如拖欠工資和加班費。 根據該部門自己的數據，應該部門的要求發起的主動檢查在追回拖欠工資（包括公共假期工資和加班費）方面比個別工人提出投訴更有效。
政府數據顯示，工作場所檢查在大流行之前就開始直線下降，比大約七年前低了 77%。
與此同時，長期就業標準官員的數量有所減少。 2023 年，全省只有 115 名官員在工作，低於 2018 年的 209 人，儘管安省的勞動力自 2014年以來增長了 16%。
勞工廳拒絕回應有關近年來執法力度下降的原因，以及正在採取哪些措施來追究雇主責任和防止工資盜竊事件增加的詢問。 相反，問題被提交給財政廳，財政廳在發表此文之前沒有回覆《星報》。
貝達德表示，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導致該省工資盜竊猖獗：安省的勞工法沒有跟上不斷變化的商業行為和多方雇傭關係的興起。
與傳統的直接雇主與員工關係不同，當今的公司越來越多地採用業務結構，限制其對製造產品或提供服務的員工的責任，依賴於分包、特許經營、第三方管理或員工錯誤分類等策略。
這些結構可能會模糊誰對拖欠工資負有法律責任。
「雇主試圖躲在公司面紗後面以逃避責任，」貝達德說。
奧赫達的案例表明，當工人試圖追回工資時，這種模糊性會如何發揮作用。
勞工廳的案例
勞工廳的就業標準官員確定，一家名為 菲諾設計(Pheno Design )的公司是 瑪蒂爾達·布卡切夫斯卡(Matylda Bukaczewska )擁有的獨資企業，「對欠 奧赫達的所有工資負責」。
該廳的裁決引用了證據，包括一條短信，顯示雇主從客戶那裡收到了一張 40,000 元的支票，以及向奧赫達付款的承諾。 支票是開給菲諾設計的。
布卡切夫斯卡使用法律代表否認 奧赫達 受雇於她的公司，稱他受雇於馬辛·科祖克( Marcin Kozuck )而不是 菲諾設計。
但就業標準官員指出，有證據表明奧赫達和科祖克之間的電子郵件和消息來自布卡切夫斯卡的賬戶。 該官員還報告說，雇主的法定代表確認科祖克和布卡切夫斯卡是配偶，但報告說該代表表示他們與彼此的業務沒有任何關係。
「這兩個證據都與雇主的說法直接矛盾，」該官員在報告中說。
雇主還聲稱奧赫達只是兼職工作，並且為所有工作時間獲得報酬。
該官員說，奧赫達向該部門提供了工作時間記錄、短信和電子郵件，「顯示他全職工作，與雇主的說法直接矛盾」。
在給《星報》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布卡切夫斯卡在回答有關奧赫達案件及其作為雇員待遇的詢問時說：「我們對整個勞工廳調查的有效性提出異議，該調查是基於錯誤的假設和忽視有利於上訴人的事實。」
「菲諾設計從未雇用過 （奧赫達）; 他是馬辛雇用的，」她說。 科祖克和布卡切夫斯卡各自表示，他們將提供與奧赫達對事件的描述和該廳的調查結果相矛盾的文件，但截至發稿時尚未向《星報》提供任何信息。
《星報》看到的安省勞資關係委員會的一項決定顯示，雇主多次嘗試尋求重新考慮該裁決，但未能滿足聽取這些申請的要求。
工資盜竊變得「常態化」
總部位於多倫多的工人行動中心負責人迪娜·拉德 （Deena Ladd） 表示，這些案件已經變得太頻繁了。
「這種情況越常態化，它在每個工作場所就越普遍，」拉德說。
2024 年，工人行動中心對 513 名低薪工人進行了一項調查，其中許多人是移民或移民身份不穩定，發現 60% 的人至少經歷過一次與薪酬相關的違規行為，62% 的人表示他們從未收到過加班費或代替加班費的休假。
大約 28% 的受訪工人遭遇低於 500 元的工資盜竊，而超過 20% 的工人經歷過超過 5,000 元的工資盜竊。
拉德說，缺乏執法向不道德的雇主發出了一個信息，「這樣做是可以的，因為你不會被抓到，也不會對違法行為負責」。
與此同時，面臨雇主潛在報復（包括失業風險）的勞工，因缺乏有效申訴管道及職場檢查日益減少，而不敢發聲。
「這向工人發出了一個信息，即他們需要閉嘴，」拉德說。「即使你說了什麼，你也很難拿回你的工資。那為什麼要費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