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保罗·克鲁格曼
2015年03月04日

几天前,美国最大的雇主沃尔玛(Walmart)宣布将为50万名员工加薪。对其中许多员工来说,涨幅是很小的,但并不妨碍此事的重要性,原因有两个。首先是会有溢出效应:以沃尔玛的规模之大,这一举动可能引致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公司员工得到加薪。第二点,应该说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沃尔玛的举动在告诉我们,低薪是一个政治选择,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出别的选择。
提供一些背景:保守派——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背后有一些经济学家的支持——通常会说,劳动力市场跟任何其他东西的市场是一样的。他们说,供求法则决定薪资水平,任何人要想违背这一法则,都会遭到市场无形之手的惩罚。
这种观念尤其在暗示,任何推高工资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或者会有糟糕的后果。它认为设定最低工资会减少就业,造成劳动力过剩,就好比给农产品设定价格下限曾经导致黄油成山、红酒成湖等等。强迫雇主增加工资,或鼓励工人组成工会,也会有同样的效果。
但劳动经济学家对这种看法一直存在质疑。大扁豆绿饼(Soylent Green,同名电影中用死人制成的一种食物。——译注)——我的意思是,劳动力——是人。由于工人是人,工资实际上和黄油的价格不是一回事,工人的薪水多寡,取决于简单的供求关系,同样也取决于社会中的力量和政治权力。
有什么证据?首先,看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实际会怎样。许多州的最低工资是高于联邦水平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一个州提高最低工资,毗邻的州不提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加薪州会失去大量就业机会吗?不会——通过研究这些自然实验可以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最低工资的适度提高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
然后再来看历史。你会发现,我们曾经拥有的中产阶级社会,并不是非人的市场力量促成的——它是政治行动的成果,只用了不长的一段时间。1940年的时候,美国还是非常不平等的社会,但到了1950年,贫富差距的缩小带来社会剧变,也就是被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罗伯特·马戈(Robert Margo)称为“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的时期。这是怎么回事?
政府的直接干预是一部分原因,尤其是在二战期间,政府动用薪资设定权力来缩小最高薪和最低薪之间的差距。当然,工会数量的急剧增加起到了一定作用。还有就是战时的充分就业经济营造了极其强劲的劳力需求,让工人有了寻求更高工资的余地。
然而最重要的是,战争结束后“大压缩”并没有马上停止。 事实上,充分就业和支持工人的政治改变了薪资规制,一个强劲的中产阶级延续到了下一代。噢对了,战后几十年还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大增长。
这就让我想到了沃尔玛的事。
这家零售商的加薪,似乎是有一股力量在起作用,同样是这种力量当年促成了“大压缩”,只不过这次的力量要小很多。沃尔玛是承受着政治压力的,它的薪资太低,以至于相当一部分员工要靠食物券和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过活。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工人的势力在增加,这体现为辞去烂工作的意愿有所增强。
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些压力看起来不算特别大,至少目前是这样——但沃尔玛还是打算加薪了。它提出的理由,和多年来一直在批评其低薪策略的人看法一致:给工人更高的报酬会降低雇员流失率,提升士气和生产力。
进而我们看到,为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策划一场大幅度的加薪,几乎可以肯定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难。将最低工资标准充分上调;为工人组成工会提供便利,增加他们的议价权;以充分就业为目标制定直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要因为担心我们会一夜之间变成魏玛德国,就去把经济保持在萧条的状态。这些举措要实施起来并不难——如果我们去做,我们就能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实现我们理想中的社会。
我想说,极端的不平等和美国工人的财富流失是一个选择,不是市场诸神强加给我们的命运。选择可以改变,只要我们愿意。

翻译:经雷

资料来源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0304/c04kru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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