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表明對加國華工的種族歧視沒有多大變化

在整個COVID-19大流行期間，加拿大華人和其他可見的亞裔淪為冠狀病毒荒謬的替罪羊，成為威脅和攻擊目標。 2020年，全華人協進會（平權會）多倫多分會（CCNCTO）和加拿大各地的社區夥伴記錄了全國1150起種族主義攻擊案件，其中溫哥華的反亞裔仇恨犯罪增加了717%。亞裔長者尤其成為攻擊目標，包括一名92歲癡呆症男患者，他在溫哥華被暴力推上人行道倒在地上，以及一名80歲婦人在彭布羅克 (Pembroke) 被用石頭襲擊頭部。 一年半後，新的反亞裔種族主義案件繼續湧入打擊COVID種族主義的自我報告和證人報告跟蹤工具。

雖然這些是公然的仇恨犯罪的例子，但無法追蹤。然而，像邁克爾這樣的人所經歷的種族主義類型繼續發生。邁克爾是加拿大華人，在華人超市工作了九年。他工資低，工作時間長，面對系統性的違反最低工資和休假工資的規定。在這一類工作是預料之中的事。邁克爾的情況已經遠遠好於他的同事，由於他們的移民身份不穩定，忍受著更惡劣的待遇和剝削。

當大流行來襲時，邁克爾看到他的工資和工作時間減少了。他和其他工人不得不自掏腰包買口罩，甚至用消毒劑，來保證工作和家裡的安全。除面對經濟壓力和工作中感染的風險，由於種族主義替罪羊，他在工作之餘也面臨著日益高漲的反亞裔情緒。 CCNCTO 的新報告《我們的生活至關重要》詳細刊載了Michael 的經歷。在加拿大華人工人階級社區中，這種經歷屢見不鮮，因為那裡不穩定的工作條件和地方貧困根深蒂固。加拿大華人社區的低收入狀況幾乎是白人社區的兩倍（22.2%至11.5%），是生活在貧困中的種族化人口最大的群體。

出於種族動機的仇恨是反亞裔種族主義最明顯的表現，是可見的冰山一角。在表面之下，種族化的社會和經濟排斥的本質更為微妙和陰險：貧困程度加劇、就業中的種族差異、對工人階級社區的投資不足、獲得醫療護理和社會服務的機會減少、取得合法的移民身份不穩定、對集體談判支持的減少，工人權利受到更明顯地侵犯。仇恨犯罪的超級能見度，以及加強治安相關要求的呼聲，與種族化貧困和勞工不公正的正常化侮辱形成鮮明對比。

反亞裔種族主義不為人知的一面，往往被「模範少數派」神話所抹去，這種神話側重於那些富有、受過教育、向上流動的可見的亞裔，而不是窮人和邊緣化者。但模範少數族裔起源於工人階級，其原來比喻更為惡意。當白人定居者在19世紀80年代招募中國移民工人建造加拿大太平洋鐵路時，中國工人被視為經濟威脅，因為他們固有的「傾向」是順從、可管理、接受較低的工資、更長的工作時間和危險的工作……對白人工人所有繁榮機會的威脅。 同樣與聯邦政府實施種族排他性政策（如中國人頭稅和移民限制）的是白人工會，他們通過了禁止中國工人（後來的日本和南亞工人）加入其隊伍的限制。對亞裔工人辛勤工作的的想法，直到今天仍然是對加拿大勞工的威脅。前多倫多市長羅布-福特（Rob Ford）惡名昭彰地評論說「東方人像狗一樣工作」，並「慢慢地接管」。

剝削工人與有關亞裔勞工的種族諷刺之間的糾纏，造成了許多反亞裔種族主義的傷害：永久的外國性、移民管制加上種族排斥，以及破壞勞工團結——限制了我們把工人的鬥爭與爭取種族和移民正義的鬥爭聯繫在一起的能力。

因此，加拿大華人勞工組織的成果也因此而喪失，從1919年溫尼伯大罷工之前的卑詩省華人和其他亞裔辛格爾磨坊工人領導的罷工，加拿大華人製衣廠工人組織起來反對Lark製造公司盜竊工資；到上世紀90年代，安省僱員工資保護計劃的創建。

除了反亞裔種族主義攻擊之外，在這場大流行期間，還出現了「基本」」工作的層次。食品、交通、個人支援等行業，無形的低工資勞動力不成比例地依賴於種族化移民工人。這些工作最初被貼上了非必要的標籤，儘管在一系列封鎖期間，那些為我們提供基本必需品的經營機構首當其衝。這個勞動節，在聯邦選舉和新冠肺炎病例再次激增的陰影下，隱藏在模範少數族裔迷思背後的反亞裔種族主義無形的一面——重視某些勞動而不是其他勞動——必須再次顯現。

邁克爾並不是唯一一個有血、有汗、有淚仍然被我們的政治制度忽視的種族化移民低工資工人。許多人在勞動鬥爭中被隱形和孤立，同時由於持續的反亞裔情緒而變得超級明顯。

只有把種族化移民工人的勞動和生活視為對我們社區至關重要的勞動和生活，我們才能重新繼續為所有人建立一個公平和公正的社會。

本文作者：

Vincent Wong 人權律師，Osgoode Hall Law School 法律學院博士生

Kennes Lin社區社會工作者，全加華人協會（平權會）多倫多分會共同主席

英文原文刊載於thesta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