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如何改變加拿大工會領導層面貎

隨著勞動節的臨近,閉上眼睛,想像一下加拿大典型的工會成員。如果你想像一個男人戴著安全帽或在工廠工作的形象,那麼你並未察覺這個特徵。

加拿大典型的工會成員實際上是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婦女。她可能是教師、護士、市政廳辦公室職員或郵遞員。與以大多數男性為主的製造業、倉儲業或建築部門相比,所有這些工作都更有可能工會化。事實上,加拿大統計局的勞動力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婦女占工會成員的53.1%,從1998年的45.8%和1978年的29%上升至這數字。

毫無疑問,婦女從工會中受益。工會提高婦女的工資,更比非工會的男性同行為高。

與加入工會的男子相比,加入工會的婦女的性別薪酬差距也小得多。換言之,工會幫助婦女克服工作場所性別歧視的影響。對於受到其他形式的系統性歧視影響的婦女來說,這種「工會好處」甚至更大。

儘管在工會中會員數量上占多數,但婦女在工會領導職位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目前,領導加拿大全國工會的婦女人數,可以用一隻手數算出來。現時,婦女只領導全國三個省和地區的勞工聯合會。

玻璃天花板仍在

婦女在領導崗位人數不足並非勞工運動所獨有現象。我們看到公司和政治領域也有類似的不平衡。 儘管工會比加拿大的企業部門做得更好,但工會在徹底打破婦女玻璃天花板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玻璃天花板是一個常用的比喻,它指的是一個無形的障礙,阻止婦女和其他尋求權益的群體,無論其技能或資格如何,晉升到組織的領導職位。雖然從理論上講,沒有什麼能阻止婦女被選入最高領導職位,但玻璃天花板代表了,各組織貶低和基於性別陳規定型觀念,懷疑婦女領導技能的微妙方式。

儘管存在這些障礙,但多年來,婦女周期性晉升到個別公共部門工會,或工會聯合會中擔任高級領導職務。但是,在工會中確保領導職位對女工來說,是一場長期而艱苦的鬥爭。

無可否認,儘管工會婦女擔任領導職務的人數嚴重不足,但她們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她們的積極行動為勞工運動爭取和確保工資平等、雇主支付日托費、帶薪產假和禁止工作場所性別歧視的規則鋪平了道路。

工會可以讓更多婦女擔任高級領導職位,這可使在打擊性別歧視方面採取更多措施。

公共部門工會是開拓者

毫不奇怪,公共部門工會首先看到婦女當選為重要領導角色的人,公共部門工會一向是婦女最集中的。 1975年,加拿大公共僱員工會 (CUPE) 選舉格蕾絲·哈特曼 (Grace Hartman) 為全國主席。她是北美第一位領導全國工會的婦女。1986年,CUPE的雪麗·卡爾 (Shirley Carr) 成為加拿大最大的勞工傘式組織 — 加拿大勞工議會 (CLC) 第一位女主席。 公共部門工會繼續是開拓者。2014年11月,卑詩省教師聯合會的愛琳·拉辛格 (Irene Lazinger) 成為第一位婦女當選卑詩省勞工聯合會主席。 2019年5月,簡·辛普森 (Jan Simpson) 當選為加拿大郵政工人工會主席,成為加拿大第一位領導全國工會的黑人婦女。2019年11月,安省中學教師聯合會的帕蒂·科茨 (Patty Coates) 成為第一位領導安省勞工聯合會的婦女。

私營部門工會滯後

相比之下,婦女尚未當選為加拿大任何主要私營部門工會的主席。然而,有跡象顯示,早就應該取得突破。

一些私營部門工會重新設計了其領導結構,以幫助婦女打破自己成員中的玻璃天花板。2013年,加拿大最大的私營部門工會Unifor通過行政結構議案,保證工會執行理事會中的婦女人數至少與婦女在工會中的比例相等。 2017年,在工會大會代表通過一項決議,要求擴大婦女代表制後,加拿大聯合食品和商業工人工會 (UFCW) 首次實現了全國執行理事會男女平等代表。

兩名婦女爭奪領導頂級工會 今年晚些時候,兩名婦女— 聯合食品和商業工人工會的比·布魯斯克(Bea Bruske) 和加拿大護士工會聯合會的琳達·塞拉斯 (Linda Silas)—將角逐加拿大勞工議會主席職位。

為什麼性別代表現在比以往更重要? 由於COVID-19大流行以及由此造成的家庭和學校中斷等,我們現在面臨的許多問題都是由婦女承擔的。種族化和貧窮婦女更面臨接觸COVID-19的風險,因為她們從事的服務和護理工作,以及她們缺乏實行社交距離的選擇。

我們比以往更需要一個性別和公平的領導視角,以了解這一流行病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經歷的,以及工會的反應如何保護最脆弱的人。

工會必須繼續加強努力,以吸收和維持大量婦女,特別是明顯的少數群體和LBGTQ婦女,在今後擔任領導職務。這些努力不能僅僅是象徵性的。相反,他們必須顯示承諾,確保加拿大工會工人不斷變化的面孔反映在工會運動領導層中。

英文原文刊載於theconversa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