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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加拿大行政总裁与工人工资

多伦多 – 2019年1月7日 – 加拿大高管再一次向银行大笑：1月2日上午11点过后，加拿大平均收入最高的首席执行官已经赚取取得了一个典型的加拿大工人一年的收入。由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发布了一份新的报告，审查了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2017年收入最高的100名首席执行官，发现以下情况： 1000万美元 2017年，加拿大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为1000万元. 197倍 加国100名薪酬最高的首席执行官现在比平均工人收入50,759元多出197倍。 77％ 2017年以“可变薪酬”形式出现的最富有首席执行官的总薪酬百分比 – 包括现金奖励，股票和购买股票的期权。 在加拿大，行政总裁的基本工资只占总收入的10%，而其他收入的比例如下：现金奖励（34%），股票期权（25%），股份（18%）和退休金（6%）。 女性行政总裁比例偏低 2017年，这一比例和2016年一样没有变化，每100个行政总裁中，女性只有三名。 320倍 加拿大行政总裁的收入是赚取15元/小时的工人的320倍。 $2,581.64 在最富有的行政总裁中，2017年最低小时工资是2581.64元/小时，比2016年2489.62元/小时有所上升。 来源: 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David Macdonald, “Mint Condition: CEO Pay in Canada,” By the Numbers: CEO vs. worker pay in Canada

数据显示： 性别工资差距在行政级别仍然存在

众所周知，加拿大女性在努力进入工作场所时经常面临“玻璃天花板”，但一份新的报告显示，这种上限是双层的，因为女性到达行政级别，薪水水平低于男同事。 在由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撰写的报告发现性别薪水差距-在工作场所男女收入上的差别，即使是行政级别，这种差别还是存在的。下面是这篇研究报告的总结： $0.68 男同事每挣1加币，女总裁和女高级主管所挣的钱。 $2，000，000 在加拿大女性高级主管平均年薪。 $950,000 在每年收入方面，在高级主管级别的女性和男性的薪水差距。 $0.83 在所有全时工作之中，男性每赚一元，女性只能赚0.83元。显然地，当妇女到达行政地位，性别薪水差距加宽。 4% 是女性任加拿大行政总裁的百分比。 10% 是女性任加拿大高级行政职位的百分比。 来源： By the Numbers: Gender Wage Gap persists even at executive level David Macdonald， 双重玻璃天花板(The Double-Pane Glass Ceiling) 政策选择加拿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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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接管多倫多地鐵會是複雜混亂

專家說，從資金緊張到複雜的所有權結構，TTC的複雜性處處都是。 安省接管多倫多地鐵系統的車輪正在運行。 但這並不意味這運行會順利的。 省長道格•福特的進步保守黨政府宣示「上傳」多倫多地鐵，一名概念城市官員和TTC的高層說，仍然不清楚。 即便如此，一名特別顧問正在幕後會談，協商制定分拆該省北美最大公交系統的計畫。 據內部人士稱，這將是複雜的， 具有挑戰性和極端混亂的。原因如下： 這是一個綜合系統 一方面，地鐵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這是一台與公車和街車相連的大機器的一部份。 代表成千上萬TTC 操作員和維修人員的工會ATU 分會113主席Carlos Santos說，這是一個綜合系統，一方面取走一個，又創造了一個官僚主義系統。 現在，地面路線 （包括輪椅專車）和城市地鐵之間存在靈活性，這意味著乘客和工人都可以通過許多直接的、受天氣保護的車站輕鬆換乘。 多倫多懷雅遜大學城市建築研究所執行主任Cherise Burda說，系統的各個部分相互分離和斷開，將會有很多操作上的挑戰。 Burda說，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將取出一個系統的動脈，留下毛細血管，而不是這個系統餵養它生命血液的主要部分。 它正面臨資金短缺 TTC資金緊張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 最新的基本投資計畫顯示， 僅僅要按原樣運營服務就需要近340億元，其中約240億元，大約三分之二的資金沒有著落。 無黨派公共交通權益組織CodeRedTO 的執行主任Cameron MacLeod說，TTC預算中列出的每一件事情都與這方面的複雜性有關。問問任何一對離婚的夫婦，是否已經自由， 是否已經無痛楚。 據福特政府的說法，TTC 將繼續從票價中獲得收入， 並管理地鐵、公車、街車和輕軌線路的日常運營，而該省將接管地鐵的規劃、建設和維護。 在去年的省級選舉中，進步保守黨表示，該省包括現有資產的花費每年將達1.6億元。 公共交通權益組織TTCRiders發言人Shelagh Pizey-Allen，這個數字遠遠不夠TTC所需。 根據TTC的基本投資計畫， 在未來 1 5年僅維持地鐵和車站所需的220億元中，大約有 1 6 0億元沒有得到資助。如果該省在這段時間裡每年花費1.6億美元，總額將只有24億美元。 Pizey-Allen說，這就留下了每年10億元的缺口。 這是一個複雜的擁有權結構 接管地鐵網路是一回事，想辦法確定地面上東西的擁有者是另一回事。 多倫多活動家、前市長，現在領導一個公民團體名為《保衛多倫多》 的John Sewell說，如果你只是在Yonge

沒有工會的未來看起來很可怕

幾十年來，工會一直在為工人而戰， 隨著工會為員工取得勝利，雇主和首席執行長自然也會反擊。 不幸的是， 他們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工會成員人數有所下降， 但團結精神並沒有消失，隨著年輕人開始團結在工會周圍，未來看起來會更加光明。蓋洛普的一項民調顯示，工會的支援率上升，18歲至34歲的千禧年一代比任何其他群體都更支持工會。 這是個好消息， 因為沒有工會的未來，可能在很多方面對所有加拿大人都是災難性的。 1. 每個人的工資都會下降 工會為工會和非工會工人制定了工資標準。與加拿大的非工會工人相比，工會成員的每小時收入平均多5.28元。這對我國經濟來說是額外的432億元。如果沒有這一標準，雇主將不再需要與高薪工作競爭。薪酬會越來越低，沒有人為了更好的工資而奮鬥。你會看到入門級工資被降低， 而大多數工人最終工作更辛苦，而獲得更少。目前低工資不穩定工作的趨勢像野火一樣蔓延開來。 2. 不平等將上升 工會的目標是平衡工人和雇主之間的競爭環境。工會的影響是富有的雇主必須與工人分享利潤。沒有工會，那就沒有人控制這種平衡。多年來的研究認為工會在減少不平等的加劇有直接關係。如果我們失去了工會， 我們就失去了中產階級，富人和窮人之間就會有一條強大的分界線。 3. 你會看到更多的種族主義和歧視 工會的目標是將所有工人聚集在一起，無論他們是什麼種族、性別、宗教或族裔。他們在支援公民權利、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變性者和變性者權利，以及與反種族主義機構站在一起，也有悠久的歷史。如果沒有工會， 雇主確保所有工人在工作場所不受歧視地工作的壓力就會小一些。 4. 工作場所條件下降 我們今天制定的大多數安全規定都與工會有很大關係。如果沒有工會， 工人將面臨在極端高溫或寒冷中的工作， 被迫進入工作條件不安全的和極其危險的工作環境。政府安全機構和雇主本身遵循或執行安全條款的壓力要小得多。 5. 基本工作場所權利將惡化 我們認為我們的基本工作場所權利是理所當然的， 經常忘記，在幾十年前，我們沒有很多今天擁有的東西。工會爭取和創造周末、公眾假日、工作休息時間和每周40小時工作。隨著我們進入一個自動化和全球化正在上升的世界，我們不僅沒有人爭取更多的工作場所權利，我們擁有的權利很可能會惡化。 想到一個沒有工會的世界， 是相當可怕的。很顯然， 這不僅會影響你的工作， 也會對社會影響更大。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支持工會， 繼續為全國工人的權利而戰， 是非常重要。 取材自teamsters362.com

嚴重低報有關工作死亡數字

研究報告作者估計工作場所死亡的真實人數是官方數字的10倍。 根據加拿大賠償工人機構的官方資料， 每年有近 1, 000名加拿大人因工作而死亡。 題為《加拿大與工作有關的死亡》的研究認為，廣泛引用加拿大工人賠償委員會 (Association of Workers’ Compensation Board of Canada, AWCBC)的統計資料，不應作為衡量與工作有關的死亡的唯一基準，因為這些數字只計算核准的賠償。 它說，因此，職業健康和安全統計資料中缺少數千人的死亡，例如沒有保險的工人、壓力引起的自殺、上下班死亡和職業病。 研究報告的作者寫道： 「這種情況類似于犯罪統計，只包括已破獲的兇殺案，給人的印象是謀殺未遂、未破的謀殺案或可疑的死亡不是一個問題。」 領導研究並于去年11月發表研究報告的渥太華大學犯罪學副教授Steven Bittle說，我們對工作場所死亡的概念過於狹隘，我們使用賠償制度統計與工作有關的死亡人數是錯誤的。 去年，全國各地的工人賠償委員會共批准了904項涉及死亡的索賠。其中約三分之一的病例涉及急性事故， 其餘病例是由於職業接觸引起的長期疾病。 Bittle的研究小組估計，更準確的數字是每年有10,000到13,000人死亡。 沒有報告和沒有完全報告的死亡事件 各省份不同，約70％至98％的工人受公共工人補償制度覆蓋。但這意味著加拿大有200多萬工人，他們的死亡將不記載在官方統計資料。 被排除的職業可包括自雇人士、家庭傭工、銀行雇員和農民等等。 加拿大工人賠償委員會的最新數字顯示，安省大約710萬工人，只有24%受到工人補償制度的保障。 Bittle 的報告還引用了卑詩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5年的研究。 該研究發現，平均每年有6人死亡並不在WorkSafeBC 的記錄上。 作者進一步估計，每年約有64例農業死亡沒有記載在官方統計資料。 緬省Brandon的農場安全顧問Morag Marjerison也認為，缺乏死亡數據是有問題的。在緬省，農場東主及其家庭成員不被強制購買保險。 她說，我認為這確實是個問題，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真實的情況。每當我在研究培訓，如何教育 （農民），我們總是展示看起來是低的統計數字，而我們知道這不是現實發生的情況。 她認為， 如果每個安全工作的人都看到同樣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發生， 就會關注更大的問題 “

學徒改制會導致更多工傷

安省正在推進與卑詩省相同的模式，那裡的技能行業工傷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四倍。 道格•福特的新學徒規則會導致更多工傷嗎？ 安省商業遊說團體，包括安省商會、各種建築商協會、反工會建築團體等，多年來一直在推動刪改該省建築業的法規。 現在福特成為安省省長，看來他們會得到他們想要的，剝奪對學徒的保護，降低勞工成本，這是仿效卑詩金寶政府的做法，對安省行業工人是個壞消息 去年通過的安省進步保守黨政府《商業開放法》做了許多壞事和危險的事情：取消增加最低工資；限制關鍵部門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以及取消帶薪病假。 但很少有報道2009年《安省行業和學徒法》中所規定的學徒制的改變。《開放商業法》附表三表示：規定設立審查小組，就技工與學徒比例作出決定的法案第60條已廢除，相關條款也被廢除。而技師與學徒的比率也將會修改。 舊制度如何運作 學徒比例制適用于33個技術行業。按照這個制度，每個經驗豐富合資格技工或熟練工人需要培訓一個學徒，因此，學徒增加技工相應也要增加 ，以平衡工作量。雖然這個制度並不完善，但它確實為學徒所需要的關注程度制定了一般標準。 為什麼大企業開心 比例固定為1：1，有建築公司向安省房屋建築商協會吹牛說，它能夠雇用三個技工和三個學徒。 同樣，多年來，安省商會和CD Howe 研究所認為， 將這一比例定為1:1 或接近 1比1，將使更多的年輕學徒被雇用。 但這是因為學徒的工資比技工差，而他們更容易被取代。 卑詩省大學教授John Meredith 向《PressProgress》指出，自中世紀行會時代以來, 學徒就一直被用作廉價勞動力。 同樣，Davis 和 Peterson政府時期的前副勞工廳長Tim Armstrong向《PressProgress》表示，當他檢討行業時，其中最大關注是，一些雇主雇用學徒，因為他們便宜，雇用他們少於獲得資格所需的時間，便讓他們離去，再雇用新學徒。 Lethbridge大學教授Richard E. Mueller對《PressProgress》說，額外雇用熟練技工，以確保學徒得到培訓會蠶食利潤。指定雇用這些年齡較大、受過認證的工人工資較高，會阻止招聘。 這樣的理由就足夠使雇主想盡辦法向政府施壓降低標準。 卑詩省勞工聯盟主席Laird Cronk對《PressProgress》表示，在行業工作了 33年，作為一個 「有證書」 電工，如果你不要求有足夠經驗豐富技工在現場和給予培訓，這有一個明顯增加傷害的相關風險。 他說，缺乏培訓和監督 「造成了周圍的危險境地」。 較低比例會傷害工人 撇開舊制度的問題不談，卑詩大學教授Alison Taylor指出，人們的想法是，技工人數比學徒多，從而學徒會獲得更高品質的培訓，降低受傷率。 1：1 的比例意味著，一個工地可以在有經驗的工人和全新的工人之間有較好的平衡。因為這很有可能前者有時忙於自己的工作，無法培訓和監督後者。 IBEW 安省建築委員會執行委員James Barry表示，在大型建築工地上，你不希望一半的員工是學徒。比例很重要，因為它確保了經驗豐富的技工與學徒之間的適當平衡。我們希望學徒能夠獲得一系列的經驗，但也要有監督和指導學習和安全工作，並完成學徒訓練。

對擴大班級說不！

代表安省小學教師的工會正在努力動員家長公開反對安省不斷擴大班級規模。 安省小學教師聯會(ETFO)為家長發起了請願和寫信運動。 安省保守黨政府宣佈，他們希望取消幼稚園至三年級班級規模的上限，並增加所有年級的平均班級人數。 家長、學生和教育工作者都知道，不斷增加的班級規模會對教育品質產生負面影響，並減少獲得教學資源的機會，特別是對需要額外支援的學生而言。 政府已要求對這一建議提出回饋意見。讓政府和你的選區省議員知道，你不支持我們學校擴大班級 ，政府更不應該削減撥款， 而應該投資公共教育。 按這裡發出你支持的信息。並請你傳送這請願給你的親人、朋友和工會會員。 https://www.buildingbetterschools.ca/class

與年輕工會成員溝通指南

我們知道， 大多數青年工人 (58%) 認為工會在加拿大發揮著重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 6% 的人認為工會從來沒有發揮過重要作用，造成的傷害大於好處。這是個好消息! 2016年底, 全國公共和一般雇員工會 (National Union of Public and General Employees , NUPGE) 啟動了一個重要專案， 研究世代變化對他們的工會以及更廣泛的勞工運動的影響。該專案還審查了對組織工人成立工會的影響。工會聯繫了一家專注於千禧世代的研究公司，開展該項目的研究。 讓年輕工人參與我們的工會 NUPGE總工會製作了一本名為《與年輕會員溝通》Communicating with Young Members的小冊子。它簡要概述了青年工人關心的關鍵問題，他們如何看待工會，以及他們希望如何參加工會活動。這些資訊將有助工會領導人，激勵千禧世代參與工會活動，使他們成為強大和積極的工會成員。 NUPGE主席Larry Brown指出，與青年成員溝通專案的研究結果表明，大多數青年工人希望參與他們的工會。他們希望被看到，聽到和代表他們的工會的行動。這本小冊子著重於讓這一代人聽到你的信息的最佳方式，並包括吸引當前和未來千禧世代成員的最佳方法和語言。 年輕工人是我們未來的領導者 他說，我們知道， 大多數青年工人 (58%) 認為工會在加拿大發揮著重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 6% 的人認為工會從來沒有發揮過重要作用，造成的傷害大於好處。這是個好消息！我們需要把握這個機會，接觸年輕的工人，對他們大多數人有關的問題與他們對話。 他表示，研究結果還顯示，如果我們想讓年輕工人有意義地參與我們的工會，我們需要有一些改變，我們需要更新我們做事的方式，擴大我們的主要內容，並 以不同的方式組織我們的工作。 與年輕成員溝通：溝通者摘要和指南 前言 簡短的測驗，旨在幫助你更了解年輕工人。 本報告是根據NUPGE 在2017年的一系列研究的。 這些研究的重點是要了解、接觸18-35歲的工會成員並 與他們溝通。 研究包括： 調查加拿大工會和加拿大一般人口中的年輕工人。 調查NUPGE工會組成部分的成員。

溫尼伯大罷工百周年

溫尼伯1919年大罷工是加拿大歷史上最有影響的罷工之一，並且促進了勞動改革。 藝術家希望一輛街車能成為城市的標誌，如溫尼柏Esplanade Riel大橋和Golden Boy銅像一樣。 溫尼伯1919年大罷工最血腥衝突地點將被打造成青銅和玻璃，並被亮燈照射。 一輛傾斜和半沉沒的街車正在設計和建造，作為永久的藝術裝置的一部分，將放置在Pantages Playhouse劇院前的Main Street和Market Avenue的拐角處。 這只距離非常激動人心、暴力場景的確切地點，僅有幾步之遙，凸顯了加拿大歷史上一個決定性的時刻。 溫尼伯藝術家和電影製片人Noam Gonick計劃街車揭幕，在事件發生100周年，2019年6月21日的那一天。 緬省勞工聯合會 (Manitoba Federation of Labour) 主席Kevin Rebeck表示，這將具有標誌性，如Esplanade Riel大橋一樣。 他預計這個地方會像一個世紀前一樣，成為勞工集會和活動的聚集地。 血腥星期六 1919年6月21日星期六，6周大罷工結束前的4天，大約有3萬名工人罷工，當一輛街車駛近時，大批罷工者正在市政廳附近舉行了集會。 一些人對駕駛街車的工賊感到憤怒，合力搖晃街車，由於無法完全將其翻倒， 他們便放火燒車。 騎警到場鎮壓，與罷工者衝突。結果 有2人死亡， 35至45名罷工者與警員受傷這一天被稱為「血腥的星期六」。 Rebeck指出，這次事件引發了現代工會運動、集體談判和生活工資。罷工兩年後， 加拿大首次規定最低工資。 他說，罷工的真正遺產是人們在政治上變得活躍起來。工會和非工會工人讓政府知道，他們的價值觀－關於公平工資、工作條件和工作場所尊重－需要得到反映。 他強調說，它顯示了人們如何聚集一起， 認識到當他們團結一起是有所作為的，是可以改變政府的施政。 Rebeck曾希望加拿大皇家造幣廠或加拿大郵政，能為大罷工周年紀念製作硬幣或郵票，但他表示，這一想法似乎被官僚作捆綁。 摘譯自cbc.ca

咖啡廳自行提高最低工資

雖然安省保守黨政府取消了今年最低工資調高至15元的計劃，但多倫多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廳表示，無論如何，它仍會跟隨增加最低工資的計劃。 即使最低工資沒有上漲，但在Queen Street W.和University Avenue附近的HotBlack Coffee的員工在1月1日獲得加薪；咖啡廳的共同老闆Jimson Bienenstock說，他給員工更多報酬的決定，對生意有好處。 他對多倫多CBC說，如果我給最低工資，那麼他們為什麼要留下呢？他們會轉工的。我們的員工很少離職，這表示我很少需要訓練新人，自私些的說法是，我不需要為訓練新人付出很多。 不僅是接近最低工資的員工獲得加薪－所有員工都得到了每小時1元的加薪。 Bienenstock說，這個決定不是關於政治意識形態，而是關於善待員工。 他表示，他和政府沒有問題，他對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覺得很好。他很高興別人不做他們做的事。這讓他做得更好。 HotBlack Coffee是更好的方式聯盟 (Better Way Alliance) 的成員，該聯盟表示，投資員工是有回報的。 但Bienenstock說，他沒有加入聯盟之前，已決定提高工資，那時他們已經有同樣的理念。 Bienenstock補充說，我們對待人要超過絕對的最低限度，擁有好人才，才能造就好企業，是我們的基本原則。 去年省府以會扼殺經濟增長為理由，取消最低工資調高至15元和2天帶薪病假。 雖然一些企業遊說政府實行這些改變，但HotBlack 員工Jon Burrowes說， 他認為他的咖啡廳仍然繼續加薪，這是很好的。 Burrowes說，當他們宣佈加薪時，很多人已提前計劃自己的生活。在規劃未來五年的生活方面，這無疑對他有幫助。 取材自：cbc.ca

告示板

集體談判的好處

有組織的勞工集體談判提供工會推進社會進步的聲音。

Without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process, unions wouldn’t be able to look out for the best interests of employees. Collective bargaining provides union members with a voice to negotiate better wages, benefit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Through the give-and-take, unions are able to negotiate an agreement with employers that not only benefits the future of the business, but society as a whole.

沒有集體談判，工會將不能夠為僱員尋找出最大的利益。集體談判給予工會會員發聲來協商更好的工資、福利和工作條件。通過互諒互讓，工會能夠與資方談判一份協議，不但有益於企業的未來，及有利於整個社會。

集體談判的優勢

集體談判是個過程，由此工會與僱主談判再續新的集體合約，或者開始一份新的集體合約。過程是從書面通知集體談判開始。工會與僱主必須以真誠的態度來談判，以達成互惠互利的協議。

集體協議安排僱員的工作條件，包括薪酬、工時、健康與安全，以及超時工作等。當工會能夠談判更好的工作條件時，它亦有利於整個社會，因此，即使非工會工人也獲得好處。

在歷史上改善工作條件

從19世紀開始，工會在加拿大就作出積極的影響。安省在1914年引進工人賠償法，成為首個提供社會保險計劃的省份。

在1946年，因為有蘭德公式(the Rand Formula)，集體談判邁進了重要的一步。蘭德公式保證了工會照顧會員最佳利益十分需要的財政來源。蘭德公式傳遞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信息：工會是所有工人至關重要的福祉。

工會的好處至今仍可以感覺得到──就在去年，加拿大最多的私營行業工會Unifor誕生。最重要的是，工會有利於公私營部門以至社會一般階層。

集體談判比以往更強大

在加拿大，工會和集體談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根據加拿大就業和社會發展部，現今，約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工人屬於或受集體協議所涵蓋。工會有不同年齡的會員，只有16％的15至24歲的青少年工人得到工會的好處。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使青少年加入或對工會感興奮。

沒有集體談判的世界

To say union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ety would be putting it mildly. A future without unions would be bleak. Without unions and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process, society would be a lot worse off. If there weren’t any unions, we would most likely see higher poverty rates, higher workplace accident and death rates, and fewer good quality jobs.

說工會是社會重要的一部份，是委婉的說法。沒有工會前途是沒有指望的。沒有工會和集體談判，社會將會更糟。如果沒有了工會，我們將會見到更高的貧窮率、更高的工傷和死亡率，以及更少好的工作。

離岸外包趨勢──好薪酬工作送出國──這將會繼續，而將不會有人對社會再投資以幫助創造本土工作。我們看看我們的水晶球，沒有工會的未來不會是好的。中產階級繼續收縮，經濟增長緩慢和工資停滯。

安省面臨艱巨的挑戰。加元的升值使製造業倍感困難。使安省經濟回到正軌，工會將會有助收拾殘局。通過集體談判的力量，工會帶領降低貧窮水平，更包容的工作場所和公平的薪水，使社會上每個人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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