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收入不平等是2021年頭等大事

自從COVID-19第一次把許多工人送到家裡的沙發和餐桌上以來,人們一直在談論我們大流行後工作場所會是什麼樣子,或者我們是否需要工作場所。

我不得不承認,我不太關心我們是否放棄冷水機。我寧願談談我們如何繼續少給薪水予重要工人, 而加拿大最富有的CEO卻在賺取創紀錄的收入。我們大流行後工作的夢想肯定是應該解決這種日益擴大的差距嗎?

就目前情況,對一線工人的尊嚴、保護和體面工資仍然是事後才想到的。每天,這些工人冒著生命危險運送我們的包裹,儲存我們的雜貨,照顧我們的長輩,他們的收入幾乎無法養活在我們這個昂貴的城市中的家庭。

對於加拿大一些大公司的高級領導人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聯邦政府設立了加拿大緊急工資補貼(CEWS),打算讓受助人重新雇用工人,防止失業。然而,在12月下旬,據透露,這些資金中,大部分直接流向於高級管理人員和富有的股東。68家公司的CEO在獲得CEWS的同時賺到股息,他們獲得了大約3000萬元的股息。

眾所周知,COVID對收入不平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工人階級家庭的債務負擔正在增加,收入在4萬至6萬元的家庭中,44%的家庭離破產還有200元或更少,而收入最高的加拿大人則以前所未有的水平儲蓄。加拿大另類政策中心 (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在2020年1月的報告中說,加拿大100名最富裕的CEO在2018年的工資平均是收入最低的工人的227倍,到2020年1月2日早上10時,他們的收入將相當於加拿大普通工人全年的收入。

當領導人的收入比工人多幾百倍時,尤其是在全球危機期間,他們自信地用政府補貼來裝自己口袋,這是大錯特錯。

我們應該推動大膽的政策,促進任何公司最低收入工人的福祉和收入,最重要的是,這些政策不能被CEO們利用。我希望看到我們制定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以支援低收入者,並懲罰企業過高的CEO與工人的工資比率。建立一個固定的工資增值率,其中CEO薪酬與最低薪酬員工的薪酬直接相關,將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此舉對工人和公司的健康和繁榮都產生了變革性的影響:2015年,西雅圖信用卡公司重力 (Gravity) 的CEO給予120名員工7萬美元的最低工資。為支付員工加薪,他自己減薪1百萬美元。自那時以來,他的公司的價值翻了一倍還多,但更有意義的指標體現在員工的福祉中。 他們能夠生孩子,購房並增加退休金。

我也在我自己的工作場所看到了這種影響。我在分享食物 (FoodShare) 工作期間,收入最低的工人的工資增加了29%,包括最近宣佈的所有員工加薪4%。短短幾年內,這一決定似乎對士氣產生了非常積極的影響。它使我們能夠招聘有才華的工作人員,這也是我們旨在重視每個人對工作的貢獻之一,這些貢獻植根於整個城市的糧食不安全和貧困挑戰之中。如果一個依賴於籌款的非盈利組織能夠做出這些改變,企業界也可以。

歸根結底,這些行動不應該依賴於CEO的仁慈,而應該依賴於進步的立法變革。大多數加拿大人同意,我們不能依靠個人的慈善本能來解決我們的集體問題,我同意。根據布羅德班 (Broadbent) 研究所的一項調查,89%的受訪者認為減少收入不平等應是政府的優先事項。鑒於我國「有」和「沒有」之間的差距迅速擴大,現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

2020年是極具挑戰性的一年,特別是對於那些已經因種族主義和壓迫而變得脆弱的人,我們當然都渴望把過去的一年拋在腦後。但是,讓我們也選擇抛棄我國對工人剝削的依賴。

解決首席執行官薪酬與其最低薪工人之間日益擴大的差距,我們可以透過健康的工人和健康的經濟走出這一流行病,這是讓我們真正地團結在一起。

本文作者Paul Taylor曾任職FoodShare執行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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