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加拿大需要賦予工人管理工作場所權利的法律
當代社會的一個主要斷層是，雖然我們的政治生活受到民主原則的支配，但我們的經濟生活基本上不受其支配。
例如，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楓葉食品公司位於曼尼托巴省布蘭登的工廠爆發了疫情。工人們不僅被要求繼續在不安全的條件下工作，還被迫加班。
沃爾瑪長期以來一直被指責禁止收銀員坐下，即使在長時間輪班期間也是如此。
2011年，亞馬遜在賓州的一個倉庫裡，溫度一度達到令人難以忍受的102華氏度（約40攝氏度）。員工們懇求打開裝貨門讓新鮮空氣進來，但管理層拒絕了，聲稱這會導致員工偷竊。亞馬遜反而把救護車停在外面，等待員工中暑倒下。因高溫被送回家的員工會因缺勤而被記過，如果累積的缺勤次數過多，就會被解僱。
這些例子反映出一個事實：在大多數職場中，員工對於誰來管理自己或如何做出重大決策毫無發言權。進入職場通常意味著拋棄民主社會的自由，進入一個由雇主單方面控制的私人領域。對大多數非高階管理層的員工來說，每項工作的主要任務都是服從命令。從功能上講，員工是僕人。
現代職場的治理結構類似一種微型獨裁統治。儘管職場紀律並非透過暴力來執行，但主管仍有權對持不同意見者進行紀律處分或懲罰。
但如果工作場所民主確實有合法權利呢？
我的研究是基於數十年的研究，比較了傳統的自上而下的公司與民主工人合作社（工人集體擁有公司並選舉管理委員會），仔細審查了此類新立法的利弊。
為什麼職場民主很重要
在美國大型企業中，CEO與員工的平均薪資比如今高達驚人的351比1。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身為CEO，其收入大約是亞馬遜最低工資標準員工的36萬倍。這種不平等現象波及整個社會，造成了重大後果。
相較之下，大多數工人合作社的薪資比率維持在三比一，很少超過十比一。
工人的待遇也有顯著差異。傳統企業只要有利可圖就會裁員，而合作社則會盡力保住工作。
自上而下的決策也滋生了貶低和不尊重。例如，樂施會2016年的一份報告記錄了泰森食品公司一些員工被禁止使用衛生間，以至於有些員工失禁，還有一些員工被迫穿著尿布上班。
蓋洛普 2021 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在整個美國經濟中，只有 20% 的工人強烈同意「我的意見似乎很重要」這一說法。
在合作社，工人通常受到更多的尊重和尊嚴。他們通常更參與決策，工作滿意度更高，與管理層的對抗也更少。
在傳統的職場中，許多員工憎恨或害怕自己的老闆。約有17%的勞動力為了擺脫老闆的暴政而選擇做自雇人士，儘管自雇人士的薪資通常比受薪員工低15%，福利待遇也不到受薪員工的一半。
工人合作社通常比傳統公司更具支配性，因為工人可以選舉自己的經理，並可以創建自我管理的團隊，在諸如工作安排和任務執行方式等方面擁有更多自主權。儘管合作社遠非完美，工人常常覺得自己無法像自己希望的那樣參與決策。
大多數工人陷入不民主的工作
大多數工人除了不民主的工作之外別無選擇，只能忍受其帶來的傷害。理論上，工人可以辭職並依靠福利或社會救助，但實際上，這行不通，因為福利水平通常低到無法維持生活。
創業或自雇是另一個理論上的選擇，但對大多數人來說，財務風險太大，不適合認真考慮。
加入工人合作社是最有希望的選擇，但2022 年加拿大的工人合作社數量不到 400 個，佔就業人數的不到 1%。
將現有工作場所轉型為合作社也面臨嚴峻的障礙。即使工人迫切希望轉型，如果雇主不同意，他們就沒戲了；他們的雇主是該組織的所有者，可以毫不猶豫地拒絕。
那麼解決方案是什麼？
加拿大需要一部新法律來擴大民主，賦予工人集體購買其所在公司股份的合法權利。這個程序將類似於當今工會化的運作方式。
該計劃將在大多數員工簽署聲明，表明他們有意組建工人合作社後啟動。達到此門檻後，將啟動正式程序：雇主必須向工人披露所有相關財務文件，工人將接受有關合作社管理、技術和法律要求的培訓。合作社發展銀行將提供貸款和融資方案。
完成這些之後，工人們將進行最終投票。如果簡單多數（50% 加 1）投票贊成，雇主將獲得公司公平的市場價值，公司也將重組為工人合作社。
重要的是，即使雇主反對，該法律也允許這種轉變 ，就像集體談判立法允許工人無需雇主批准即可成立工會一樣。它還將確保業主獲得公平的補償；業主不應失去其財產，但他們應該永久失去單方面統治他人的權利，尤其是在其他人願意並準備好自我管理的情況下。
當然，這項法律可能會帶來一些經濟混亂。某些業主可能會強烈反對民主所有製，寧願徹底關閉企業也不願平等地工作，但這種情況可能很少見。
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工人合作社的生產力與傳統企業一樣高（甚至更高），而且它們的存活率也差不多。這對於整體經濟的良好發展來說，是令人欣慰的。
此外，工人需要投入大量自己的資金才能買下該公司，因此只有經過認真考慮後才會進行轉換。
歸根結底，這項立法的成本可能不高，但對工人和整個社會而言，其益處將是巨大的：減少不平等和支配，提升工作保障和尊重。加拿大應該盡快建立購買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