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出一些同情心不需要任何代價

成千上萬的工人在缺乏人情味的Zoom通話中被解雇, 讓他們感到憤怒和孤立。

喬恩 · 波爾 (Jon Pole) 認為他可能被當作廢物了。

線路另一端的聲音聽起來像是自動化信息,因為在播放時緩慢謹慎和單調。

事實並非如此。聲音是真人的,告訴他要清理他的辦公桌。

在1月份的90秒電話會議上,波爾被貝爾媒體 (Bell Media) 解雇。他是CJAD 800深夜電臺主持人,該電台在滿地可深受歡迎。他也是在大流行期間該公司失去工作的數百名員工之一。在加拿大媒體中這不是一個陌生的故事。

但這次經歷的感覺不同,突然的虛擬會議,沒有解釋,人力資源部用一封名為「業務更新」的電子郵件邀請員工參加電話會議。這個過程感覺比平常更麻木。

「老實說,我立刻的反應是大笑,」波爾說,他也在安省倫弗魯 (Renfrew)電臺工作,「因為感覺就像是在『周六晚間直播』中關於公司炒人魷魚 (讓人捲鋪蓋走人) 的素描。我想,『這不是真的就這樣發生,是嗎?』」

波爾在廣播了七年離開了電臺。 該公司沒有具體說明貝爾媒體的裁員總數,不過僅在大多倫多地區中就削減了至少210個職位。

在經濟嚴重低迷的情況下,預計會大規模裁員。政府和企業為減緩COVID-19的蔓延而採取的突然措施導致了一波又一波的裁員浪潮,幾乎沒有任何行業毫髮無損。但是,與所謂的時代不同,以前員工在大會上或老闆辦公室得知裁員消息,現在,員工在家的辦公桌前,通過 Zoom、Skype 或 Slack 等通信管道,獨自面對裁員通知。

通常,攝像頭會關閉,麥克風會靜音,在幾秒鐘內,人力資源代表向員工進行最後的儀式,照本宣科。

企業管理專家說,這種策略雖然對雇主來說既快速又容易,但不僅損害了前雇員的心理健康,而且在留下來的人中,營造了恐懼和不信任的氣氛。

貴湖大學 (University of Guelph) 人力資源和商業諮詢副教授尼塔·欽澤 (Nita Chhinzer) 說:「在家裡被解雇,這是非常孤立的。我們不能見面,面對面地討論發生了什麼, 我們沒有得到同樣的警告來幫助我們為負面的有組織的事件做好準備。」

「但現在這種情況已很常見。我們將繼續看到更多的在家裡單獨面對解雇。」

欽澤說,在這種情況(在病毒大流行)下裁員是不可避免的,公司往往需要迅速裁員。在居家工作的時代,電話會議是公司最簡單的方法;當公司同時裁減這麼多職位時,並不是每個員工都能與經理會面。

但欽澤說,這種方法也創造了一個「單向信息流」,允許雇主避免承擔責任或有機會避免回答尋求更深入解釋的員工的問題。

她說:「這是非人性化的, 並忽視我們需求更多的來來回回。」

喬安妮·加洛普(Joanne Gallop)在樹冠發展 (Canopy Growth) 擔任創意總監,直到在大規模裁員的Zoom視頻會議上被解雇為止。她是4月份被大麻公司解雇的數百人之一。她記得她接到電話會議邀請的那天早上。她回憶說,她團隊的Slack頻道充斥著猜測。同事們大聲地想知道:他們被解雇了嗎?為什麼有些人被邀請,而另一些人沒有?

她和其他 92 位同事一起參加了 Zoom 會議。當員工加入時,主持者關閉他的麥克風和攝像頭:不管是誰把她送走了,她都看不見他們的臉。加洛普說,會議開始後50秒就結束了。她記得在螢幕上看到同事的名字消失。

她說:「之後,我很生氣了一段時間。即使你知道你只是一個員工,只是一個數字,當它發生在你身上,仍然感覺非常冒犯。有一段時間我必須不關注他們的社交媒體帳戶。」

貝爾媒體的員工也描述了類似的經歷,大多數人都要求匿名報導他們的故事。

一家TSN電臺的一名員工描述說,在2月份的一天早上,他收到了管理層的一封緊急電子郵件,告訴他們收聽早上9:點15分的電話會議。他們認為他們可能在節目播放時對其進行監聽。

但是,當他們試圖直播時,製作人意識到他們已經失去了對廣播的控制,無法改變音樂或廣告。

這名員工說:「那時,我們意識到了正在發生什麼事。」

在收到雇用終止的正式通知後,當他們打開收音機時,他們聽到電台播放綠日樂隊(Green Day) 的歌曲:「大解脫(你的一生)/ Good Riddance (Time of Your Life)」。

貝爾媒體發言人馬克·喬馬 (Marc Choma) 在一封來自該公司的電子郵件中說:「貝爾的任何離去通知通常都是當面的,但 COVID 限制意味著會面必須通過視頻或在某些情況下透過電話進行。」

不出所料,失業是大流行期間心理健康惡化的驅動因素。加拿大精神衛生協會(CMHA)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61%的加拿大人在COVID大流行期間失去工作後感到焦慮和抑鬱。

貝爾媒體因在公司旨在消除對精神疾病污名化的宣傳運動「貝爾對話日」(Bell Let’s Talk Day)不久突然裁員,而在網上遭到廣泛批評。 離開CJAD 800,波爾已經把注意力轉向了其他一些廣播節目。他還開了一個播客。他說,他的幾位舊同事對今後找工作或重返廣播界表示擔憂。

他說:「我明白為什麼貝爾這樣做。商業模式改變,大流行已造成損失。我明白的。」

「但是對人友善,表現出一些同情心,這不花任何代價。 這只是增加了一些做人的品格。」

節譯自thesta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