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會改善社會福祉非會員也受益
根據 CCPA 的一份新報告，更高的工會化率改善環境、收入平等和公共衛生。
工會透過提高工資、增強整體經濟保障、使工作場所更安全，以及讓工人在工作中擁有發言權來改善其成員的生活。但不太為人所知的是，工會對社會福祉的貢獻不僅限於其會員範圍。
加拿大另類政策研究中心 （CCPA） 的新研究表明，工會率與社會存在正相關係，特別是在與環境、收入平等和公共衛生的措施方面。
在《支持工會公共政策的案例：加拿大各省的工會化和社會福祉/ The Case For Pro-Union Public Policy: Unionization And Social Well-Being In Canadian Provinces 》的報告中，作者伊恩·哈德森(Ian Hudson )、馬克·哈德森(Mark Hudson )、豐德·烏多(Fond Udoh )和阿努帕姆·達斯(Anupam Das )研究了省級工會化率與三個「良好社會無爭議的要素」之間的關聯性：環境質量、收入分配和貧困以及健康結果。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我們知道工會的目標是促進其成員的利益，但我們需要更好地了解它們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保護、促進或損害所有人的集體福祉」。 因此，該報告評論了一系列實證實驗，以確定工會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整體社會福祉。
工會至少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影響社會福祉：通過為其成員爭取更好的工資、福利和工作條件，以及通過發揮政治影響力。 CCPA 最關注的是後一種途徑。 事實上，其中兩個衡量標準——環境質量和健康結果——是故意選擇的，因為它們通常與集體談判的「麵包和黃油（生計）」問題無關。
當然，工會密度與政治影響力之間也存在更直接的關聯。 工會代表的勞工越多，勞工運動所擁有的組織力量與財力就越強大，其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便越大。
為具體檢驗工會化對社會福祉的影響， CCPA 的研究將其福祉指標，在加拿大各個工會密度不同的司法管轄區間進行比較。
雖然加拿大各地的工會化率差異不大，但有一些顯著差異使得比較很有用。 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魁北克省和紐芬蘭省到 2024 年將有近 40% 的工人加入工會，而在艾伯塔省，同年只有 23.4% 的工人能夠參加集體談判。 在一些司法管轄區，工會化率下降幅度比其他司法管轄區更大。 報告稱，例如，在卑詩省，由於反工會立法，工會密度從 34.3 年的 2000% 下降到 29.6 年的 2020%。
該報告首先考慮了工會組織對收入不平等和貧困的影響。 在這裡，作者發現了他們認為最重要的發現：工會組織減少了整體不平等。 他們寫道：「當更多的工人加入工會時，最富有的人帶回家的總收入比例就會更小，所有收入群體的總收入分配也更加平等。」
除了集體談判之外，工會與勞工聯合會經常透過遊說與抗爭，爭取更完善的公共經濟福利，包括提高最低工資、增加失業救濟金、殘障津貼、家庭補助及其他給付金額，並強化公共退休金制度。
然而，這項研究同時發現工會組織與貧困率之間並無明顯關聯。 作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工會通常不代表最低薪資勞工。 但鑑於貧困現象在非受薪就業人口中更為普遍，此發現亦顯示勞工運動亟需更明確地聚焦於擴展福利國家體系，並提升對非勞動人口的公共福利給付力度。
在環境措施方面，研究重點關注溫室氣體（GHG）和微粒物質總量 （TPM）排放。 在這裡，作者發現較高的工會組織與較低的溫室氣體和 TPM 排放量相關。 「工會率增加，人均溫室氣體和 TPM 均下降，」他們寫道。 他們進一步補充說：「與工會傾向於以公共成本支持污染行業以維持就業機會的想法相反，我們的證據表明，較高的工會組織與較低污染水平的公共利益有關。」
雖然特定工會有時可能會在環境法規威脅其成員的工作時反對它們，但總體而言，勞工運動越來越多地關注環境問題，特別是在氣候變化影響加劇的情況下。
報告稱，在公共衛生方面，工會組織也與更好的健康結果有關。 較高的工會密度與可治療和可預防原因以及總體死亡人數減少有關。
廣泛醫療保健部門的工會倡導改善公共衛生，並經常將其成員的工作條件與醫療保健服務的質量和資金聯繫起來。 研究作者強調了曼尼托巴省和魁北克省的例子，在這些例子中，護士和其他醫療保健工會將工人的擔憂與爭取更好衛生系統的公共運動聯繫起來。 研究結果表明，這些類型的活動具有整體積極影響。
在所有衡量指標中，該研究控制了可能影響不平等和貧困、溫室氣體和 TPM 排放以及死亡率的其他因素的影響。 通過這種方式，作者能夠挑出工會組織的影響。
正如他們得出的結論，「這裡提供的證據表明，當加拿大各省的工會率較高時，環境會更清潔，不平等會更低，健康狀況也會更好。」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對工會政治活動的攻擊——例如艾伯塔省的第 32 號法案，該法案允許工會成員選擇不支付會費，而這些會費被用於所謂的非談判支出——非常令人不安。像艾伯塔省的法律那樣，試圖將工會簡化為集體談判代理人，限制了勞工改善整體人口社會福祉的能力。這相當於對工會和其他勞工運動組織促進平等和社會福利的能力的直接攻擊。
正如馬克·哈德森 （Mark Hudson） 告訴《階級鬥爭》的那樣，CCPA 報告「表明工會不僅對其成員有益。 雖然確實如此，但更高的工會化率也與更廣泛公眾的福祉提升密切相關。」
這應該鼓勵政府將集體談判作為一種社會公益來促進，而不是限制加入工會的機會。
「顯然，工人有自由結社的權利，在此基礎上，不應積極阻止他們組織起來。 然而，如果工會組織有積極的公共利益，我們可以主張政府應該積極促進工會組織工作，」該研究總結道。
「對於政府來說，這意味著在工會組織時不要試圖妨礙工會，甚至不要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而是有充分的理由促進（工會化）。 如果政府不僅想要勞工保護，還想要更清潔、更健康、更少不平等的社會，就應該研究如何最有效地扭轉工會率下降或停滯的趨勢，」哈德森補充道。
在曼尼托巴省，新民主黨政府通過了兩項促進工會組織和保護罷工工會成員的重要法律。首先，通過恢復工會卡驗證制度，政府使工人更容易加入或組建工會。雖然現在判斷這一變化是否會顯著提高工會密度還為時過早，但來自卑詩省的證據表明，卡驗證可以在允許更多工人認證工會方面產生巨大影響。
其次，曼尼托巴省新民主黨政府通過了一項強有力的反工賊法，禁止雇主在罷工和停工期間雇用替代工人。 在該法律出台之前，CCPA 的研究表明，該省的雇主經常使用工賊來削弱罷工工會成員的影響力。 值得慶幸的是，隨著嚴格的替代工人禁令的實施，這不再是一種選擇。
然而，儘管這些法律很重要，但加拿大各地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來促進集體談判，特別是對於從事難以組織工會的行業的工人。那些在工資低、保護很少的行業工作的人在加入工會方面往往面臨幾乎無法克服的障礙。為了糾正這一點，政府需要考慮更廣泛的集體談判安排，例如部門談判，這將允許工人和工會談判涵蓋整個行業而不是單一工作場所的合同。
正如報告所示，以這種方式擴大集體談判不僅可以直接使工人受益，還可以促進整體社會福祉。 允許盡可能多的工人加入工會和集體談判有一個強有力的公共政策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