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者談減少收入差距

受訪者 Kaylie Tiessen是經濟學者,也是Unifor工會和加拿大另類政策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的研究員。她於今年4月接受UC Observer的Christopher White採訪。

問:你怎麼會專門探討貧困的問題呢?

答:我攻讀本科國際貿易三年後,在東南亞老撾的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成立的職業訓練中心做義工。在那裡,我擔任工商管理顧問,敎授會計和幫助殘疾婦女。我想我有很多東西要教他們,但我很早就知道我是一個有很多東西要學的人。老撾是貧窮的,但在很多方面它比我們更為富有。這經歷改變了我對一切事物的看法。在那裡3年,我明白到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是,貧困和收入不平定是由我們建立的經濟體制的類型所決定的。選擇在於我們。這就是為什麼我回來和研究經濟。

問:今天經濟不平等有多麼嚴重?

答: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但這也是個誘導性問題。在某些方面,這是 20 世紀 30 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但我們也有更高的生活水準,不管我們在最上層或在底層。目前在美國、印度和中國的不平等較高。我們可以談論它是多麼糟糕,或者我們可以把重點放在它如何可能會更好。如果你看看像冰島或丹麥這樣的國家,不平等程度低得多。我會建議,我們需要問的真正問題是:我們想要什麼樣的社會,和我們需要做什麼來得到它?

問:我們為什麼要關心這個話題及其影響?

答:讓我嘗試從最富有的1%的想法來回答。有兩個理由。研究顯示,經濟不平等拖累經濟增長。經濟越不平等,整體經濟增長較少。其次,高度不平等對一個人的福祉產生負面影響,不管他們在經濟金字塔的頂部或底部。更多不平等意味著精神疾病、青少年懷孕和犯罪的比率更高。這些衝擊影響社會每一個人。

問:這好像加拿大的冬天:我們抱怨,但並不能改變任何事情。對於社會,我們能夠做什麼?

答: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你用加拿大冬天的比喻。我們為冬天做準備:我們買大衣和靴子,以保障自己免受寒冷。同樣,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來保護自己,打擊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社會上每個界別都有一個角色在這方面發揮作用。讓我們看看我們的政府。隨著時間的過去,我們的稅基受侵蝕;削減個人、企業以及消費稅,這導致更少的錢用在我們實際需要的服務上。沒有證據表明,減稅導致經濟增長。

問:但是,我從企業聽到的是,如果我們提高公司稅,他們將轉移到一個較低稅收的管轄區。

答:那麼,證據顯示,企業沒有實際上移動。不論怎樣說法,如果他們這樣做,代價實在太昂貴。就以我們所居住的安省來說,我們已經有一個最低的公司稅稅率,不僅在加拿大,以及與美國東北部相比。各政府需要收取稅款,把錢花在那些我們都需要或最低收入的人需要的東西上。在安省社會援助率是單身人士每月686 元。一個人怎能以此為生,更不用說有精力或能力去努力找得一份工作?我們需要把錢用在改善醫療保健和公共交通服務。我們需要降低學費,使學生畢業時不用負上大筆債務。我們也需要提高最低工資。阿省(Alberta)和紐約都提高工資每小時15元,全加拿大都應該這樣做。我們的政府也需要問,如果他們通過外包他們控制的工作造成問題,以及,如果結果是,他們推低工資和加劇不稳定就業。但他們需要獲得授權去創建人人受惠的經濟基本規則,這正是我們所有的人可以參與的地方。

問:個人能夠做些什麼?

答:啓動對話。一個人可以發起運動,其他人將會加入。不要低估你運用錢包的表決力量。購買公平貿易的貨物,或從B公司購買,想要指定的公司不單只為股東做好財政,同時也要裨益他們開展業務的社區。或從生活工資網路公司購買— 這項運動在全國各地突飛猛進。他們鼓吹「家庭賺取的收入應足以支付基本生活必需品,因此,他們可以活得有尊嚴和作為活躍的公民參與我們的社會」。這讓家庭能夠做些簡單的事情,例如買生日禮物或請朋友飲杯咖啡。企業主是家庭的後台,無須等待政府。他們可以為僱員決定起薪點;他們可以確保他們實行公平調度,使人們可以實際規劃自己的生活。有不同的模式企業可以選擇執行。企業互相競爭客戶。因此,為什麼不向上競爭,而逐底競爭。作為新世代,我親身經歷不穩定就業的影響,以及取得有福利的固定工作的挑戰。我們需要為大家做得更好。

問:教會可以做什麼以協助或參與改善加拿大的財政健康?

答:我是有信仰的人。靈性與信仰不僅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我日常生活。當在門諾教會(Mennonite church) 成長時,我開發了關心生活貧困的人們。作為敎會,我們需要繼續兩個方向的進程。對食物庫捐贈可以幫助我們感覺良好,但我們需要設計一個沒有食物庫的國家和經濟。現時15%使用食物庫者的家庭只有一個人有工作。這應令我們驚駭。慈善是隨意的,正義不是,但我們兩者都需要。敎會需要是宣傳的地方,採取行動創造我們需要的世界。減少收入不平等是可能的;我們擁有所有的工具在工具箱中,我們需要讓它發生。我們缺少的一件是政治意願。如果我們關心消除貧困,如果我們關心減少收入不平等,那麼我們必須告訴我們的政客們做些有關的事情。同時我們必須願意為起作用的解決方案付出代價。

(閱讀英文原文http://www.ucobserver.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