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行動至關重要

儘管COVID-19危機令人恐懼和不確定,但工人仍在尋找組織方法。通過勇敢的公開行動和不太顯眼的組織策略,他們對抗種族資本主義的不人道邏輯,即我們的勞動至關重要,但我們的生活卻不是。

我們知道,雇主不遭到抗爭,是不會尊重工人的權利。那些把利潤放在人的前面,削弱已經有限的工作場所保護的政府也不會。我們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我們通過組織共同建立的集體力量。工人以拒絕從事不安全的工作、揭露壞老闆、組建工會、參與互助和建立聯盟來爭取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來證明這一點。

1. 直接行動:

拒絕工作和罷工 3月25日,安省和魁省的所有「非必要」工作場所都關閉。同一天,傑克·達席爾瓦 (Jack Da Silva) 在網上廣為流傳的一段視頻中,向一群建築工人發表(這個行業被認為是必要的)關於他們工地缺乏安全保護的講話。工會LiUNA分會183幹事達席爾瓦說:「電工們罷工。那是他們的選擇,你也有同樣的選擇。讓我們互相照顧。」他補充說:「這個(雇主)不擁有任何人。你不需要被嚇倒。」 人們普遍擔心不安全的工作條件導致空前數量的拒絕工作。在一起備受矚目的事件中,多倫多有38名公交車司機,因缺乏雇主提供個人防護設備 (PPE) 而拒絕輪班。然而,《多倫多星報》透露,在安省提交的213項拒絕工作中,沒有一項得到勞工廳支持。

儘管缺乏政府的支援和採取行動有風險,但工人仍繼續組織起來。安省倫敦市11名護士做出了極其艱難的決定:拒絕工作,因為雇主拒絕他們使用N95口罩。在他們公開表態後,醫院改變了立場。 5月14日,安省醫院工會理事會的醫護人員擴大範圍,在十多個城市組織了公眾抗議活動,這是一系列協調行動的最新一次。他們要求加強安全保護,並結束政府將數以萬計的基本工人,排除在前線員工「大流行工資」之外。

2. 勇敢正視壞老闆:公眾壓力運動

如果工人的安全沒有來自下面的足夠壓力,就永遠是次要於追求利潤。非工會工人利用《壞老闆報告》的支援,這是一個由多倫多和漢密爾頓的勞工積極份子發起的網上行動組織,取得一些成功,影響了規模較小的雇主。在強制關閉前不久,Stag零售商店員工伸手求援,因為他們在大流行期間「害怕上班」。一場社交媒體運動促使公司屈服於工人的要求:關閉他們的商店和解僱工人,以便他們能夠領取就業保險。

《壞老闆報告》還幫助費夫之家(Fife House)的員工,使這為愛滋病患者提供住房非營利機構的雇主提供更多個人防護裝備。《壞老闆報告》的維權人士在反思他們的經歷時寫道:「雇主,不僅是企業的,非盈利組織的也是,不會優先考慮工人,除非他們被迫。雇主們會等待國家迫使他們做正確的事情,即便如此,國家的努力也往往不夠。」

單靠公眾壓力,沒有高水準的工作場所組織和可靠的工業行動威脅,可能無法產生結果。以阿伯達省(Alberta) 嘉吉 (Cargill) 肉類加工廠為例,該廠是北美最大的COVID-19疫情發生地,其工人大多是新移民和臨時外國工人,他們是工會UFCW分會401的會員。公眾的蔑視和廠外抗議並沒有說服這家大型跨國公司關閉工廠,也沒有導致省長傑森·肯尼 (Jason Kenney) 提供任何援助,儘管949名工人受到感染,3人死亡。 為了引發進一步行動,嘉吉內部的吹哨人得到了進步媒體的支援。工人們與Rank & File分享與公司、市政廳的電話對話音頻,員工們在錄音中大聲疾呼嘉吉對自己的健康和安全缺乏關注。許多工人也向進步阿伯達 (Progress Alberta)大聲疾呼,包括以任何代價維持肉類生產為「關鍵基礎設施」令人痛心的觀點:「嘉吉沒有幫助。如果你能活下來,這全靠你自己。如果我們死了,他們會有人接替我們,我家人則不能有人接替我。」

3. 抓住時機:推動組織工會

這場危機成為一些工人組建工會的催化劑。在COVID-19大流行來襲時,荷頓地區160名幼兒教育人員 (ECE, 下稱幼敎人員) 正處於組織工會運動中。

在當局宣布3月春假結束學校繼續停課之後,安省小學教師協會 (ETFO) 組織者阿米納·謝赫 (Aminah Sheikh) 不確定這項運動能否繼續。但是,當近70名工人參加他們的第一次Zoom網絡視頻會議時,很明顯,他們正獲得的是動力,並不是因大流行病而失去動力。

幼兒教育人員、組織工會委員會委員薩爾瓦斯·法蒂瑪 (Sarvath Fatima) 說:「身為女人和穆斯林,我希望我們的聲音被聽到。」她接受Rank & File訪問時說:「當我與同事交談時,也有類似的感覺,生活越來越艱難,工作少了,有時幾天甚至幾周都沒有工作。」幼教人員很多是「臨工」,隨傳隨到工作不穩定。謝赫說:「工人們以前沒有太多時間互相交談。實際上,在保持社交距離時期,我們建立了更牢固的關係。」最終結果是99%的贊成票,127名工人中,有126人在網上投票支持成立工會。 在這一困難時刻,工會認證的速度放緩。然而,在公共和私營部門無工會的衛生保健工人卻已經組成了工會,在北溫哥華的兩個場所的清潔工人加入了SEIU分會2。在因工作條件不穩定而不那麼聲名狼藉的部門也出現了工會運動。 在雇主單方面決定扣發工資25%後,剛剛起步的加拿大超級聯賽的足球員採取了行動。4月15日,球員公開宣布成立加拿大職業足球員協會。平均年收入為3萬元的全職球員推動工會運動,他們渴望在與雇主的談判中擁有集體發言權。球員們普遍感受到了這種緊迫感,在159名球員中,有140人在短短幾天內就簽署了電子工會卡。

4. 團結,不是賑濟:互助

在危機時期,工人們開始依靠互相支持,認識到不能指望雇主和政府提供生活必需品,特別是社會上受壓迫的階層。

性工作者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許多性工作者的收入急劇下降,但沒有資格得到政府的支援。作為回應,工人主導的組織瑪吉和蝴蝶 (Maggie’s and Butterfly),支持亞裔性工作者網絡正在協調一個緊急基金,該基金最近超過了他們10萬元的籌款目標。 隨著學校營養計劃因疫情而取消,多倫多教育工作者開始開展「思想食品」計劃,這是一個食品運送計劃,旨在支持學生及其家人。超過85名教育工作者與學生合作,運送了近2,000 箱新鮮食品。

安省中學教師聯合會 (OSSTF) 成員、高中教師吉塔·馬丹 (Gita Madan) 認為,這項工作是深化教育工作者和社區成員,在2019-20年罷工期間建立團結關係的一種方式。她告訴Briarpatch雜誌:「從表面上看,這種應急行動可能看起來像做慈善工作,但它實際上有著更深的根基,並承諾共同努力創造更廣泛的社會變革。」每個食品盒都包括傳單,說明造成糧食不安全的基本政治背景,以及共同抗爭的必要性。

5.沒有回頭路:有遠見的組織

在COVID-19的情境下,曾是政治上不能成事的主意已經轉化為現實。此前被忽視的綠色工作奧沙瓦運動,重新裝備前通用汽車奧沙瓦工廠贏得了一個重要的勝利。工人們正在為前線工人製造個人防護裝備,而綠色工作奧沙瓦正在推動擴大生產規模。

長期工資低的前線工人,包括雜貨店工人,已經得到加薪。工會呼籲讓「大流行工資」永久提高。法定帶薪病假,體面工作議程的另一個核心內容,已經獲得了新的牽引力,成千上萬的支持15元 & 公平戰鬥運動的要求。 在卑詩省,省政府接手成為所有私人長期護理員的雇主。在有報導稱營利性機構中死亡的人數不成比例之後,我們看到對國家全民長期護理的支持越來越多。 無證件中介臨工利利亞娜·特雷霍 (Liliana Trejo) 加入農民工權利網絡,主張COVID-19支援擴大到所有工人,不論其移民身份如何。蒙特利爾移民工人中心的成員特雷霍,將立刻提供援助的呼籲,與抵達後同樣迫切的身份需求聯繫在一起,以解決無國籍和臨時外國工人面臨的剝削問題。

在農民工權利網絡視頻上,特雷霍解釋說,「許多無證人員在火線、基本服務部門工作,冒著生命危險,工作沒有身份沒有權利或保護。現在是我們被計算在內的時候了,我們應當受到作為經濟一部分應有的重視和尊重。現在是政府使我們合法化的時候了,讓我們所有人都有身份。」

多倫多和密西沙加的Foodora送餐員,組織了Foodsters United與加拿大郵政工人工會也加入了這場戰鬥,以確保COVID-19的支援「沒有人被遺漏在後面」。4月27日,就在工人獲得合法工會權利兩個月後,Foodora在大流行中突然宣佈結束在加拿大的業務。送餐員在多倫多辦公室外舉行了一場人與人之間保持距離的抗議活動,以作回應。工人們發誓要繼續組織,並暗示像歐洲的快遞員所做的那樣,有可能成立工人擁有的快遞合作社。 儘管當前的危機為這些激進方案創造了機會,以替代利潤驅動系統,但右翼和矽谷技術專家正在大力推動更深層次的私有化和緊縮措施。無論哪種方式,都不會再回到「正常」狀態。我們面臨的挑戰是繼續建設集體力量,為我們的社區爭取最好的未來。

5月21日:舉一個直接行動的例子,這篇文章最初指出,「在Markham為殘疾成年人提供護理之Participation House的住客中爆發COVID-19疫情後,護士、個人護理員和餐飲服務員罷工。」他們的工會SEIU 分會 2不同意管理層和媒體,將這些事件定性為罷工或工業行動。該段落已被刪除。

本文作者:

Ryan Hayes 是多倫多的研究員和文化工作者,他是Mayworks Festival of Working People and the Arts理事會成員。

Edward Hon-Sing Wong是約克大學社會工作系博士生,也是平權會多倫多分會共同主席。

閱讀英文原文briarpatchmagazine.com